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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邢沅就带着满脸的笑意，不时的为这些随行人员进行着一些相关介绍，在看到某一种着名小吃的时候，邢沅还会让人过去买上一大堆，除了让人给胡文霆送过去一份之外，其余的都分给了一众随行人员。然后，整个队伍就齐声喊道：“谢三夫人赏！”
看到邢沅满面春风的样子之后，胡文霆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却并没有对她的这些行为进行干涉。
很快了队伍就来到苏州城的城东位置，这里的大街小巷里都遍布着一些纺织机户，让胡文霆不由得想到了后世的一些工业区。随后，胡文霆又想到在后世时，自己在一些史料上看到过的，明代苏州城相继爆发过的一些类似后世工人运动性质的一些事件。
比如，明代苏州城内百姓和机工们，为了争取到足够米粮以及相对稳定的售价，曾组织过数次的抗争活动。
我们都知道粮食能否充裕，往往是古代大城市化的常规性难题。江南堪称天下富庶，但同样遭遇此一问题。苏州出产的稻米，相较于北方而言，虽然已经是分早晚两季出产，但仍难以保证供给城市。
每年十一月，晚稻下之后即涨米价，至第二年七八月到顶峰。如果从更南边的广东运至苏州的米粮路线受阻，苏州的粮价就会进一步上涨。由此，每逢春夏之交，米粮抗争就成为常例。
而苏州城内士绅多，其文化也相当发达，甚至不少青楼女子也有文才。戏曲小说歌谣与民间揭帖一样，都能成为信息的宣传工具，抵达各个群体的民众。
所以，每次参加暴动的人都会很多，有小商贩、纺织工人、部分商人，其中当然也免不了会混杂着一些地痞流氓。
但其背后的组织领导者，往往是有功名地位的一些士绅及生员。因为在明代中后期，科举竞争激烈，生员卷入抗争，也是表达了他们对科举的一些不满。
而士绅群体，向来在传统社会中负有“公义责任”。因此苏州城内的每次抗粮运动，最终都会以官府的妥协，然后开仓“抚”民而获得成功。
这种季节性的闹事，一年总会有那么一两次。久而久之之后，却培育出了苏州城市民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以及抗议能力。于是，苏州城进而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抗税抗监的活动。
在《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中，曾经记录了一起类似后世工人运动的事件。说是苏州织造太监孙隆，本来是准备要打击苏州境内织户们的偷税漏税行为，结果因事前遭到泄密，反而被苏州丝织业工人打死了一些手下人员，自己也被织工们驱赶出苏州府，从此再不敢过问苏州收税之事。
其原文曰：“织造太监孙隆，带管税事。本安静识事机，四月中至苏会计，五关之税日缩，借库银以解。颇严漏税之禁。”
所谓“安静识事机”，也即苏州的那些士大夫们都觉得这个太监在刚开始时是比较识相，不怎么搞事情，所以就默许他在苏州府待下去了。
但因为苏州当地的偷税漏税行为实在太过猖獗，本就很低的商业税收还不断缩减，以至于孙隆要通过挪借其他银子来填补这项窟窿，作为为皇家办事的太监孙隆，这才想到要打击当地的偷税漏税行为。
在一些当地人在投附孙隆之后，就向他提出一项针对丝织业征税的标准，每一张织机，每年收取税银三钱。
要说在明代，丝织业也是一个利润颇丰的行业。在一些笔记和小说里多有以丝织业发家致富者。比如曾经在万历朝为官的一名退休官员，曾在书中记载了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张织机起家，很快就“家业大饶”，到其祖父辈兄弟四人继承家业，已经各富至数万金。
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相关记载“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当然了，不同种类的织机，不同品质的丝绸，不同技术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其利润率也不完全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在一篇明人笔记里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
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一年收税银三钱，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比起后世工商业的税率恐怕都要低上很多。更何况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还是编比较保守的估计。
而投靠太监孙隆的那些人都是苏州本地人，应该是比较熟悉当地的行情，深知丝织业的暴利，才有此提议。且不说还仅停留在提议阶段，即便真实施，从大的方面来说，也不过是国家应有的收税措施。
可没想到的是，随后就是“讹言四起”，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在各种流言煽动之下，发动暴乱。“填街塞巷，飞石击死建节，尽毁莘等十二家”，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一名乡绅的家。
太监孙隆当时就被吓得在一个朋友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