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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恕瞬间抓住了王梓言语中的漏洞，道：“如此说来，文相公富相公司马学士等人都不是真正的君子喽？”
一声君子是对一个人品性的认可，君子的称呼就如后世的道德模范一样重要。
而王梓斩钉截铁的回道：“当然不是！”
刑恕想象不到王梓会如此作答，这换作是谁怎么都得辩解两句，这王梓怎么就这么干净利落的承认了呢？
文及甫一听王梓当面辱及自己的父亲，当即怒道：“王大郎，你太过分了！
我父亲辅相三世，始终一心。器业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无为而庶务以成。世人称之为贤相，如何不是君子？”
王梓笑道：“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从之。司马学士退居西京称绝口不言政事，然其引邵雍二程等人为友，往来更有文相公富相公等大宋柱石。
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凡往来于陕洛者，谁不称颂司马之德。
当初王相公身负天下三十年之望而一朝登相，焉知司马学士非养望而自重？
而王相公辗转地方三十年，为国为民试新法，此诚为能臣。司马学士安居洛阳，纵论天下。假若有一天，新法失势，司马配相，天下非其治，而由其乱矣！”
文彦博此时也是眉头紧皱，司马光养望自重以待天时，是旧党中人的默契。其心可谓是路人皆知，但王梓这样红果果的宣扬就不太美。
刑恕欲言，王梓截道：“你等等，我言犹未尽。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党争误国，如今新旧两党势若水火，已然出现了唐时牛李之争的迹象。
若不能为国而和，仍然相互不留余力的攻击，那么大宋的元气必然大伤。
敢问文相公不知党争之祸吗？司马学士不知党争之祸吗？包括王相公不知党争之祸吗？
诸位大人皆知党争误国，却将一己之私视作为国为民。我愚钝，实见不到君子礼仪仁智信！
文相公可还记得庆历新政时与范文正公的志同道合？可还记得欧阳文忠公的朋党之论？
当年的你们非为朋党，是以为证清白，自请出京，而今的你们恐怕已经成为当年的朋党了吧？”
结党在历朝历代都是禁忌，徽宗当政时蔡京的一个元佑党人碑就将旧党一网打尽，差点让司马光等人永世不得超生。
文及甫还欲再言，文彦博挥手道：“党争确实误国，不过王郎误会了，我等并未结党，只是因反对新法而志同道合而已！”
王梓摇头道：“相公虽无结党之实，却有结党之名。司马学士是文相公等看重之人，以为可承尔等政治衣钵。
殊不知司马学士执拗之处，丝毫不下王相公。诸位以为王相公不听人言，殊不知司马学士亦是不听人言！”
王梓的话引起了文彦博的沉思，良久，文彦博有些无奈的道：“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我等身为大宋之臣，却不能救大宋于危难，实在是惭愧。
王郎，你真不似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如此目光深远者，世上不知有几人。我问你一句，大宋若由你而为，可到什么地步？”
作为大宋的宰执，文彦博怎么可能不知道目前大宋存在的困境。
只是文彦博已老，曾经的庆历新政已然耗尽了文彦博的激情。后来的精兵简政等为人称道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尽一个糊裱匠的责任，实在难当贤相之称。
到了文彦博这个年纪，已经不想去改变。而且有家族利益的牵绊，文彦博也不敢大动干戈。
目前大宋这条船，一眼还看不到头，还能继续前行。得过且过，这就是文彦博富弼等人最保守的想法。
面对大宋顶尖力量的问话，王梓坦然道：“大宋非得变法不可，不变法国事则艰难！只是变法不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没错！”
王梓回道：“变法虽然势在必行，但并不是迫在眉睫。王相公的变法中，如青苗保甲市易法有待商榷。
而将兵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输法免役法等确是良法，只要因地制宜，确实利国利民！
除却良法之外，无论是官制改革还是整顿吏治也都要同时进行。
我朝的官制让人眼花缭乱，官其位而不谋其职，以致有事相互推诿。
而我朝的吏治太过松散，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反而大多寄情于山水，任由小吏胡作非为，使朝廷平白遭受无辜。
其实青苗法本也有可取之处，但为了借贷而借贷，就丧失了青苗法的本意。
以我之见，改革不能急于求成。一项改革之法下来，要事先做好调查研究，要经过实地的检验，要在改革中不断改良措施。
天下没有放之万年而皆准的成法，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法。唯有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