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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在死前曾想开枪自杀，他对身边的人说：
“我死倒不怕，可惜我干了一生特务，不料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我这是自己对不住自己。”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在交代完要手下干掉熊剑东的遗命后，便一命呜呼。
李士群死后，他的亲信和老婆派人到南京，向汪提出了四条要求：一、要把李士群“国葬”；二、要汪派代表来苏州致祭；三、要汪送一件纪念品殉葬；四、要汪为李士群题写墓碑。
汪对这4条要求，除第一条“国葬”经伪中央委员讨论改为“公葬”外，其他3条全部照办。李士群之死，汪明知其中有名堂，却不敢追究。他向柴山兼四郎表示:
“传闻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
汪所能做到的，只是拨款五万元为其治丧。
日本人杀死了自己走狗的消息，在李士群家所在的苏州已是家喻户晓。日本宪兵队生怕引起不良反应，于是，由日军驻苏州的宪兵队队长导演了一出“城下之盟”。
李士群入葬后的一个晚上，苏州日本宪兵队派人将“76号”特工总部的几个特务头子以及伪江苏省政府的各厅、处长分别叫到李士群家，把这些人连同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召集到一起，宪兵队队长当众宣布说：
“李先生是我们的朋友，对于他的死，我们深表哀痛。但是，李先生死后，你们却说是我们日本宪兵队毒死的，这是绝对的造谣。这是对我们宪兵队的最大污蔑，也是对我们天皇的大不敬。经过几天的调查，我们发现了几条线索，杀害李先生的就是叶吉卿与储麟荪。”
叶吉卿哭着说：“你瞎说。”
宪兵队队长接着说：“据我们调查，你们俩通奸，因怕被李先生知道，于是先下手将他毒死了。”
“其他线索，我们打算继续再查。谣言不止，我们只有先把人一一抓起来，查个水落石出，用事实来辟谣。但是这样一来，李先生的名声给败坏了，金陵政府的面子也不好看。”
说着，宪兵队队长拿出一张纸来：
“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对他家属的错误，我们可以原谅，但是不能再继续造我们日本宪兵队的谣，同时写下书面结论：李先生是因病死亡，请大家签名。”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得罪日本人，只好表示接受。叶吉卿本想拒绝签字，但汉奸们连逼带劝要她屈从。最后，叶吉卿不得不签了字。
戴笠让单弦儿秘密联络丁默邨。原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早已经和丁默邨秘密取得了联系，他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之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双庆地下工作人员。
当双庆政府需要丁默邨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默邨：
“你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
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单弦儿与潘汉年联系，潘汉年却说：
“你应当找个合适机会，除掉丁默邨这个败类。他是个双面汉奸，不仅替日本人卖命，又和军统勾搭成奸。”
单弦儿知道，李倩在明光中学读书时，丁默邨曾当过这个中学的校长，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抗战爆发后，李倩毅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上港沦陷后，她以自身的优越条件担任抗日的地下工作，她加入了军统，这时她只有19岁。她花样年华，风姿绰约，是上港滩上有名的美女，当时全中国最为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画报--《良友画报》，在1937年7月的130期就以她为封面女郎，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李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
与她假扮夫妻后，单弦儿知道，李倩是一位极优秀的情报员，她凭借关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派到上渮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她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那近卫文隆见到李倩后，一下子堕入情网。
“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李倩是单弦儿的下级，向他请示。
出于对她的安全考虑，单弦儿命令她中止这一危险游戏，近卫文隆才不知不觉地逃脱了政治肉票的命运。
探听到汪兆铭“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单弦儿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