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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叛徒出卖，‘打狗队’遭到敌人破坏。盛宗亮在“仁济医院事件”后被捕并叛变投敌，供出了线索。随后，我和琼达来到京城避难。但敌人掌握了邝队、赵轩、孟华庭以及其他队员的住址。邝队当时住在法租界巨赖达路风翔银楼二楼。
1934年11月初的一天，邝队从家里出来，在门口盯梢的两个特务随即跟上，并示意停在路旁的汽车里的两个特务尾随接应，企图绑架他。邝队见势不好，迅即前跑，被埋伏的十几个特务围住，他奋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说到这里，樊沐野把抽完的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琼达接着他说：“国民党特务原计划在英法两租界对‘红队’实行绑架，但执行的结果变为硬捕，惊动了外国巡捕，不得不将人交给租界捕房。由于他们是在马路和家里被捕的，身上无半点证据，捕房束手无策，一时不能定案。特务乃以上港警察局的名义，与外国捕房勾结，将邝队等人押回特务机关审讯，进行严刑拷打，并推出叛徒指证，但始终无法从邝队嘴里挖出一点儿关于我们组织的情况。不久，他们被押解到金陵宪兵司令部。中统头子徐恩曾用尽了各种手段，企图将他们收买，都遭到了邝队等人的严词拒绝。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队、赵轩、孟华庭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绞杀于金陵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这是反动派第一次使用绞刑，行刑的刽子手还是临时训练的。金陵《新民报》于1935年4月15日在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邝队长牺牲时，年仅32岁。”
说完之后，琼达和樊沐野都流下了泪水。单弦儿说：
“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他们报仇！”
回到金陵，戴笠见他臂带黑箍，忙问：
“怎么了？你父亲也去世了么？”
单弦儿哭了起来，戴笠问了详细过程，得知单弦儿父亲也是个抗日英雄。他对单弦儿说：
“你现在虽父母双亡，但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儿，从此以后，可以了无牵挂，大展宏图。”
又问他：“你姓曹，化名白维，而现在，这个名字也最好改改，以免刺杀张敬尧的事暴露。这样吧，我给你编个名字。”
他沉吟片刻说：“就叫王一凡吧。”
又抚慰了几句，单弦儿这才含泪出来。
戴笠生性多疑，他本来想派人去查单弦儿的家世，这么一来倒可以免了。从此，对单弦儿更加深信不疑。
戴笠让单弦儿先跟着陈恭澍。
1937年8月19日，东条英机在张塞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便于临近指挥。东条英机采取惯用的“闪电战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沙城等军事要地。这一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约3万余人，而东条兵团则只有几千人。但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抵抗决心不足、守备虚弱。日军凭恃机械化武器装备疯狂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节节退却。
29日，就在曹龙笙牺牲之后二十多天，南口一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只得收缩防线，随着南口阻击战的失败，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参与京城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杀向石庄，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在徐川会战中担任了向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深远迂回的任务，从而爆发了兰封会战，土肥原千里奔袭，一路上击败了桂永清和黄杰各军，气得指挥作战的薛岳把两个败将送到了军法处，蒋瑞元下达手令：
“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12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5月30日，围攻土肥原的中国军队被迫撤围，6月9日，中国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
黄河决堤事件以后，土肥原被调回参谋本部，再次参与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协调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之间的关系，为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伪中央政权，决定由陆军土肥原中将、海军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坂西利八郎预备役中将组织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土肥原负责组成“土肥原机关“。当时日军在中国十分猖狂，不仅控制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且还分别在华北、华中和蒙古建立了以王克敏、梁鸿志和德王为头目的伪政权。
土肥原为了在这3个伪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以吴佩孚为头目的伪中央政权，对吴佩孚作了许多诱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