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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子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
    天人类应之迹虽无形而不可见，但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
    董子想以气化说证明类应说并非虚构，实有理据可依。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1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天子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
    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2“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
    其道一也”。
    这种说法，以气为中介，认为气具有刑德的作用，“阳为德，阴为刑”。
    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
    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
    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
    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
    天人感应与灾异说最终在《白虎通德论》中规定下来，给汉代政事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使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
    《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导致谶纬之学泛滥，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
    汉武帝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
    董仲舒于是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
    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
    但是这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即所谓“天之生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
    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等，都被说成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的。
    这样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
    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
    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段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抱负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他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评巫祝禨（ji，音击，迷信鬼神的举动）祥的迷信思想，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更是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广博学识和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
    而《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
    而且司马迁所开创的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为后世所遵循。他的首创之功，不可湮没。
    而在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些郡国还有一定影响，如淮南王刘安也正在这时召集宾客写成阴阳、儒、道、名、法毕集的著作《淮南子》。
    所以，这时的学术思想虽已向僵化的方向发展，但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
    但到了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集各地儒者到长安石渠阁开会，讨论经义异同，把董仲舒思想体系推到了唯一官学的地位。
    同时还禁封了诸子百家以及司马迁的著作，甚至由西汉王朝分封出去的刘姓诸侯王手中的这些著作也在禁封之列。从此以后，僵化的神学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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