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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头露面。孙膑忍辱负重在魏多时，直到有一天他听说齐国使者来到魏国，才得以犯人的身份偷偷地见了使者。齐使者了解到孙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暗地把他藏在车子里，带回了齐国。不久，孙膑得到齐将军田忌和齐威王的赏识。
公元前353年，魏国攻破了赵都邯郸。到这个时候，齐威王认为出兵救赵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命令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大军救援赵国。田忌打算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战以解邯郸之围。孙膑不赞成他这种打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正确策略。他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而要排解别人打架（驾），自己不能帮助去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一样，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扬长避短，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行动困难，有后顾之忧，自然就会解围了。现在魏赵相攻，已经相持一年多，魏军的精锐部队都在赵国，留在自己国内的是一些老弱残兵。我看你应该统率大军迅速向魏国都城大梁进军。这样一来，魏军必然回兵自救，我们可以一举而解救赵国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于奔命，便于我们打败它。’
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率齐军主力向魏国国都大梁进军。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庞涓得知大梁危急的消息，大惊失色。魏军不得以小数兵力控制历尽艰辛刚刚攻下的邯郸，而以主力急忙回救大梁。
这时，齐军已将地势险要的桂陵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迎击魏军于归途。魏军由于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长途跋涉使士卒更加疲惫不堪，而齐军则是占有先机之利，以逸待劳，士气旺盛。因此，面对齐军的阻击，魏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终于惨败而归。
然而，魏国虽然败于桂陵之战，但魏国仍具有一定的实力。真正使魏国遭到严重削弱的是十年后发生的马陵之战。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求救。就在韩魏两国大战俱疲之际，孙膑再次使出‘围魏救赵’的杀手锏，直逼魏都大梁。在魏国主将率兵追赶齐军的过程中，孙膑利用‘减灶之计’来麻痹敌军，使庞涓误以为齐军逃亡过半，遂当机立断，决定甩下步兵，只统率一部分轻装的精锐部队，快速追击齐军。结果，孙膑在马陵道设下埋伏，大败魏军，迫使庞涓愤恨自杀。
这场战争，使魏国遭到从未有过的惨败。总观齐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都成功地运用了《孙子兵法•虚实篇》中所提出的‘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的作战原则，将实力强大的魏军屡次击败。在具体实施这些原则时，齐军善于选择魏赵、魏韩双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时机攻击大梁，迫使魏军不得不回师求援而进入齐国事先预计的战场，使魏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位。齐军则因‘知战之地，知战之日’而以逸待劳，一举获胜。从桂陵、马陵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子的‘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先处战地而待敌’、‘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军事理论由孙膑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运用，其合理性与科学性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与历史、战争的印证。”
七、军争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事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法之法也。
曹公曰：两军争胜。（曹操说：两军争夺的是制胜权。）
曹公曰：聚国人，结行伍，选部曲，起营为军陈。
（交而和舍，）曹公曰：军门为和门，左右门为旗门，以车为营曰辕门，以人为营曰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