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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毗人”，他们都是东迁者的余裔。
女国以女权为核心立国，在形式上是一个母权国家。《隋书》称“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复有小女王，共知政事。女王五日一听朝，处理军国大事，小女王协助管理。女国王位不仅为女性终身把持，而且后继者也必是女性。王位的继承采取女王终身制与家族垄断相结合的方式，具体途径有二：一是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共主国政。尔后大王死，即以小王递补；二是姑死妇（侄）继制，即由侄女继承姑母王位的制度。男子则无权过问政事，“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金聚，依f.w.托马斯的意见即khyitsun，意思是“家人”。男人的主要职业就是从事征伐战争和种田。在迁往今四川西北后，社会状况稍有进步，即男人地位相对提高。《旧唐书•东女》称，其国“女王号为‘宾就’，有官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高霸或高霸黎，被《新唐书》作者欧阳修等同于唐朝的宰相，这可能有误解的成分，它更可能就是与女王共知政事的小女王，可以继承王位。这话要是被阴间的欧阳修知道了，他不免要说“修（羞）已知道你，你却不知羞（修）。”男子地位的提高当与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相关。外交也是男人发挥所长的门类，女国向唐朝所遣使者即皆为男性。但其职责只在于执行，而不能参预决策国事，故史称“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性别与职业密切结合起来，“妇人为吏，男子为军士”为其基本特征。嗣后女王为男主所取代。
女国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与农业为主，这取决于它在襄曲河或拉萨河流域，以及后来在川西北河谷间的宜家宜牧的自然环境。狩猎业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男子唯务耕战狩猎，其地高寒宜麦，牲畜有牦牛、骏马等。其物产丰富，出产黄金、黄铜、朱砂、麝香、盐等。依据女王所衣所饰所葬来看，女国已有相当繁荣的手工业。商业贸易也十分兴隆，女国在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极突出的作用。从它的迁徙看，他们穿过青藏高原南部、西部、西北部、北部，直到东北部、北部，直接保持或打通了与天竺、剡宾（克什米尔）、小羊同（或上象雄，今拉达克）、大羊同（下象雄）、于阗、突厥人居地，以及中原地区的商路与交通，至于同雅隆河谷的吐蕃人及其东部的党项人的联系就更为密切。它还直接继承了象雄人所开辟的与沙漠丝路南道（昆仑山北麓）诸城邦国家，以及葱岭以西的波斯、阿拉伯、希腊人所建帝国之间联系的悠久传统。史书称女国“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它们的鹿香可能很早通过剡宾等道，加入国际商品大交流的队伍。至于其所出俞石，也当与当时天竺、波斯、高昌等地丝路贸易有关。最为重要的是女王所服的纹锦自然是输自内地。实际上，象雄人和女国人已开辟了青藏高原地区纵横交错的丝路交通。
女国的风俗文化十分浓厚而富有特色。首先是重女轻男习俗，史载“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在婚姻问题上，这一点更严重，《新唐书》称，东女国“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唐会要》也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这是典型的女权制度和一妻多夫制度，也反映群婚制的残余，因为“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有承认女系。”其次，有浓厚的原始自然崇拜信仰和独特的丧葬制度。女国人“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因常于天神作战，后世乃以之为战神。战神阿修罗与树神崇拜反映了部落战争的加剧与狩猎业的生产生活之现实。事此二神时，要用人祭祀或用人的替代品猕猴来祭祀。在丧葬方面有二次葬习俗，“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纳）于铁器埋之。”在内迁后，依然不改，却又吸收了中原的一些文化习俗，“居父母丧的三年期间服饰不改，不栉沐。”保持着人殉制度，“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第三，女国有鸟卜习俗。女国人在用人祭祀之后，“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祝之，有栗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旧唐书》记之更详，称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带着楮树枝（待考）前往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如鸡，飞入巫者怀中，于是剖腹视之，每有一粒谷物，预示来年必然丰收，而若有砾石（原为霜雪，当误）必有灾异，人们都相信它，称之为鸟卜。第四，女国人有服青色和赭面之俗。女王服青毛绫裙，被青袍，袖委于地，冬则羔裘，饰以文锦。为小鬟髻，耳垂铛。足曳索革（一种鞋），雍容华贵。以青色为美，女国男子也以青涂面。但在本部时，经皆以彩色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