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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不成再用一招，费行长拿出对待大楼里女职工的惯用套路，待到肖玉英单独送报纸进行长室时，留下她谈话，无非是威逼利诱的内容，谈的次数多了也敢动手试探。不过肖玉英严把底线，根本不让他得逞，遭骚扰后经与解行长商量想出办法，将个带录音的手机备在身上，等到费行长再骚扰时，将过程都录了下来作为他骚扰女职工的证据，费行长情知肖玉英不至于将这种事宣扬，却再不敢骚扰她，更不敢排挤、报复她，怕将她惹急。
心知是解行长在背后替她出的点子，便将满腔的妒火发到费行长身上，凡事不让他管，连吃一顿工作餐的费用都不给报销，让他只有个副行长的虚名。即便这样，费行长对肖玉英仍不死心，每遇她和解行长同时不在班，就估计两个人可能躲在哪个宾馆或者包厢里私会，亲自到可能的地方去查找，指望能抓住两个人私通的证据，就可以逼迫肖玉英就范。
想不通解行长贵为行长，为什么会对一个劣迹斑斑的费行长如此屈服？他虽没权，但行里重大事务的决策都少不了他这个副行长参与，该掌握着更多有关于费行长的贪腐的黑材料，被欺侮成这样怎就不抗争？
带着这个疑问同大家探讨，得出的结论是：人家解行长有涵养、懂隐忍，拿土话说叫上路子，只有具备这种优良品质的人，才能在当今的社会中寻得发展的空间，才能有今天这么高的地位，离当上行长、大权独揽还只差一步之遥，此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成功的人尚如此，普通职工更哪有资格遇事不忍，因此大家都认为“别人能受我能受”。国人都聪明，遇到不公正待遇时都想维权，不过更想的是在不牺牲自己的前提下维权，最好的方法是想方设法让别人出面去维权，失败了遭罪的是别人，胜利了好处有自己一份，正因为个中道理，大家才都具备“别人能受我能受”的优良品质，都去比拼谁更能忍受。
每个单位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忍不住的人，这些人只能被定性为刺儿头的角色，本登不了大雅之堂，利用领导涵养高、懒得与其一般见识，整天夸夸其谈别人不屑的歪理，不要说领导看到这些人皱眉头，同志们如果不为某件事想利用这些人出头露面时，也会视这些人为黑五类，并心生鄙视。
韩红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黄海D行正属于这种角色，不过却能凭此角色混到机关上班，让同事们大跌眼镜的同时也免不了感慨：这年头死猫死狗倒能混得好，有素质的同志倒吃亏，领导怎就肯眷顾一个没有真本事，只会瞎嚷嚷的刺儿头？
有了这种感慨，大家自然会生出一个“凭什么”的问题：我在行长面前想方设法讨好，那么恭恭敬敬、诺诺唯唯反不被重用，他个吆五喝六的却能占了好岗位，凭什么？
能从大家异样的眼光中读出这种质问，因此，韩红星甚觉愧疚，不过也自我解嘲：当自己敢于做一个刺儿头时，反而能在D行混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