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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假如南北战争在未来四五年后爆发，那么留给帝国的准备时间的确不多了，而备战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帝国国民休养生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赢得他们的认同，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当匈奴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要把他们重新打回“地狱”的时候，帝国的国民会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保护中土和保护亲人的呼喊声中，与帝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联手抗虏。</br></br>帝国的未来不在于中央的治国策略，而在于帝国国民的安居乐业。</br></br>帝国赢得了南北战争，赢得了功勋，赢得了权威，赢得了国民和军队的支持，试问，那时候即便地方势力强大了，又能强过中央吗？中央有几十万忠诚的将士，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中央有千千万万的国民的支持，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赢得整个中土庶民的拥戴？</br></br>宝鼎质问，陛下为何恐惧？陛下为何失去勇气？陛下为何失去自信？陛下对自己、对中央、对大秦军队、对大秦国民都没有信心，那还拿什么去强大和发展帝国？</br></br>＝</br></br>宝鼎一连串质问让始皇帝陷入沉思。</br></br>当天晚上，始皇帝在御书房召见了李斯、蒙嘉、赵亥、周青臣、司马空和蒙毅。</br></br>始皇帝把宝鼎的奏章递给几位大臣，请他们仔细阅读。</br></br>蒙氏叔侄在这场国策争论中虽然公开支持始皇帝财赋集中之策，但这是出于维护始皇帝的权威，维护关东集团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他们在于始皇帝的私下商讨中，还是隐约透露出妥协之意。</br></br>这倒不是因为畏惧大秦本土贵族，也不是因为冯氏的覆灭给了他们沉重一击，而是从蒙氏这个军功豪mén的立场来说，他们希望自己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更多，而且他们对帝国未来的预测还是“分封”压倒“集权”，这从太子扶苏的政治立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br></br>太子扶苏的政治理念和始皇帝的政治理念有严重分歧，这在咸阳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始皇帝安排在太子扶苏身边的都是关东系的法家大臣，但太子扶苏在外征伐的时候正是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深受武烈王公子宝鼎的影响，而且其xing格不够果敢，更没有杀伐决断的凌厉手段。可以想像，将来扶苏如果继承大统，必定是一个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的皇帝，这必然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集权受阻，国策十有**要偏离预定轨道。</br></br>太子扶苏的现在和未来也影响到了始皇帝的决策。始皇帝不可能只考虑现在，他考虑得是帝国的千秋大业，所以很多决策的实施，他都必须考虑到对帝国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影响，因此始皇帝非常急切地要集权中央，试图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中央集权的理想。</br></br>蒙氏靠军功起家，现在的权势是靠三代人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拼搏而来，所以他们的行事风格非常稳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在政治讲求妥协策略，在妥协中谋取利益。蒙氏从蒙骜开始的三代人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暴，但每一次蒙氏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始终赢得了君王的信任，权势日盛，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br></br>冯氏和蒙氏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冯氏是韩国的世代豪mén。冯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家分晋之前，由此可以想像一下冯氏在政治上的豪mén风格。正是这种风格葬送了冯氏，就如同熊氏外戚遭到昭襄王和始皇帝两任皇帝的打击一样贵族权势倾天，很多时候太嚣张太狂妄，所以必然挨打。</br></br>蒙氏历大秦四代君王而不衰，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蒙氏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讲条件，也不讨价还价。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君王赏赐多少我就拿多少，从无怨言。君王就喜欢这样的臣子，所以军功贵族历来为大秦君王所器重贵族不一样，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们首要考虑的不是为君王做事，而是谋算着如何获利，在获利的前提下为君王去做事。这就是本质区别。</br></br>李斯、周青臣、司马空这些法家大臣也属于寒mén军功贵族，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建立在军功上，而始皇帝这位君王和他们的政治理念又完全一致，目标和理想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当然要“士为知己者死”了。追随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