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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自解禁之后，一直镇戍北地。宝鼎入主北疆，遂召其至麾下任用，今已官拜王府、太傅府和上将军府三府司马，深得宝鼎的信任。</br></br>宝鼎并没有马上答复大月氏使者，不是他不想与紫塞会晤，而是从咸阳传来的新消息让他心神不安。</br></br>太子东巡，由中原至河北，再东进至山东，接着辗转南下两淮。太子在山东和两淮数次与关东名士探讨诸子学术，其中核心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行礼治施仁政，一个是诸子百家要百huā齐放。第一个议题牵涉到帝国的基本国策，第二个议题则牵涉到帝国的官学、教育和选官等一系列相关制度。</br></br>关东士人盛赞大秦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但他们认为大秦若想赢得天下万民之心，尚需“师古”从周礼，裂土封侯，屏卫国祚。关东士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央集权制适合诸侯国，却不适合统一后的庞大帝国。</br></br>从礼治和仁政出发，关东士人还认为帝国应该废弃和修改一些残酷律法，比如连坐制。律法宽松了，对普通的“民”固然有利，但对贵族阶层的“民”更是有利，这无疑会大大助长贵族阶层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疯狂掠夺。</br></br>士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继承和发展。</br></br>大秦“法治”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在咸阳稳定整个中土后，必然要开始巩固和加强，也就是要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而广之。帝国的官学肯定是法家学术，而帝国的选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这导致帝国以研习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的si学遭到遏制和打击，这等于打碎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关东士人同声谏言，要求帝国进一步支持si学，推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并修改选官制度以便把这一策略落到实处。</br></br>si学的过度发展，固然可以推进中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无助于推进中土文化的统一，更重要的是，si学发展了，其弟子mén生多了，必然会推进地方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假如向si学倾斜，不但会阻碍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损害到尊奉法家学术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团的利益，同时还会进一步壮大地方势力。</br></br>如此关系到帝国存亡的核心问题，太子扶苏不但参与了讨论，竟然还发出了有倾向xing的言论。</br></br>太子扶苏支持“仁政”理念，认为大秦的刑律的确过于严酷，应该修改，应该适当参考关东诸国的刑律，以便让关东人尽快适应和接受大秦的刑律。太子扶苏也坚持“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认为关东地区的si学应该进一步发展，而大秦的选官制度也要考虑到中土的实际情况，不能单纯的以法家学术做为选官的基本条件，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广募天下贤良。</br></br>太子这种有倾向xing的言论当然会第一时间传到咸阳宫，而关东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把太子的这种言论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太子扶苏便把自己推到了风口làng尖上。</br></br>＝</br></br>太子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也有自己的势力，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他在东巡过程中，在关东那个地方势力极其强大之处，发表一些与中央政策相冲突的言论，就极度不合适了。</br></br>太子是中了某些人的还是故意而为之？</br></br>宝鼎苦叹无语。他在京的时候考虑到自己的敏感身份，与扶苏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更不要说像过去那样促膝而谈了，但只要有见面的机会，他还是嘱咐扶苏要“低调”，要忍耐，要保持与始皇帝的密切关系，在国事上更要与始皇帝保持一致，然而，扶苏终究是长大了，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少年了，对他的嘱咐也是置若罔闻了。</br></br>太子与皇帝发生矛盾，对帝国政局的影响可想而知，这是宝鼎一直试图避免的事，以便让帝国平稳度过这几年的恢复时间。如果始皇帝的命运没有发生改变，他就剩下七年的寿命了。七年后，太子登基，不出意外的话，国内局势要发生剧烈动所以，帝国能否在这短短七年内积累一定的财富，帝国中央财政能否摆脱危机，直接关系到帝国能否在七年后稳固大秦本土，继而以雷霆之力戡定叛稳定中土局势。</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