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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冷酷，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香港政府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不会制定官方利率，香港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
廖创兴原本就是把银号的一套照搬进银行，对同业公会的条例置若罔闻，创立“高息小额存款”。
以汇丰、渣打为首的银行对廖创兴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现在廖创兴遭到挤提，各银行难免不会袖手傍观。
挤提风潮沸扬了3日之后，警方处长针对廖宝珊已潜逃的谣传，发表一
项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
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这项声明对减缓挤提起了一定的作用。
廖宝珊仍在港，证明他尚能应
付局面。不过仍有许多小存户不放心，不将存款提进腰包，誓不罢休。
汇丰、渣打是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还是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两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廖创兴银行，声称可透支三千万港元应
付挤提。
挤提风潮慢慢平息，摇摇欲坠的廖创兴免于“执笠”。欲哭无泪的廖宝珊该破涕开颜，重振雄风——不，他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事情的起因却是汇丰的好心援助。
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英文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
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弱点。
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
若以国际间银行惯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
1962年，港督柏立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著名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江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同年，香江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江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
不过，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
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多的银号遗风。
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
香江经济起飞，加工业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
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恶习”甚至愈演愈烈。
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风潮席卷香江。
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坠，甚至连信誉卓著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在中环落成。
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恒生银行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
利国伟在恒生银行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总经理。
恒生银行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少恒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
当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