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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臭名昭著的军统，人们第一反应就是戴笠。殊不知唐纵才是军统的真正老板。一直到戴笠“坠机身亡”唐纵还是军统的正局长。
唐纵在蒋氏门下众多的效命之徒中，得以脱颖而出且备受青睐，完全是他绞尽脑汁苦心经营的结果。
早在黄埔六期受记期间，唐纵就秘密每蒋校长打小报告”凡是他敏感地认为某些教官有问题或对蒋有丝毫不满的言论，他就立刻通风报信。尤其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暗暗牢记在心，以向蒋校长请功讨好。
他为人谨慎，做事很秘密。一些人都不曾觉察。他非常“善解人意”尤其善于揣摩蒋氏的意图小所以深得蒋氏欢心。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员被他出卖暗算，他就在这种基石上一步步向上爬。
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后，蒋主席意欲扩大特务组织，把原来的军委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把军统局交给戴笠。
这时，蒋介石感到需要一个心腹之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当时唐纵仍担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做过这项工作，很快就蒙受蒋的恩典，把唐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
唐纵再度回到蒋的身边，感激涕零，比过去更为卖命效力。抗日战争期间。蒋主席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统治。把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四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
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六个组。唐纵便被提拔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旧干着主管情报业务的老勾当。
唐纵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把蒋主席交办的事，或蒋集团中派系斗争相互攻击的话泄露出来，这一点尤能讨蒋主席的欢喜。
鸭年以后，唐纵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仁左“在戴背出门时走持纪念周报典。而且只谈般形势问朗公※
军统局中许多处长在他休息之际都爱围着他问长问短，想满足好奇心。而唐纵的回答却一直都很谨慎。有一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刨根究底地追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的？”
他沉思片刻，方笑着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的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的好；而搞民主党派和对**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此打住，无论别人怎样追问也不肯深谈。然而这次已经算是他比较直率地作答了。比起以后还着点边际，不算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
唐纵的一切言谈举止，无不为了挖空心思讨得蒋介石领首赞赏。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废寝忘食地埋头在办公桌上，对于每一件要送给蒋妾席批阅的公文都不怕繁琐地签具意见，整理得端端正正无可挑别。
鹏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唐纵立刻抓住时机，大肆吹捧。他除了命令戴笠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认真领会之外，还指示专人向书店购买贝。本。分发给在重庆的每一个特务。
他还煞费苦心地规定，各个刮练班都要把此书列为必读之典。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又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此书，把《中国之命运》捧为“挽救”和“振兴”中国的“法宝”
然而在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却远远没有读低俗的兴致高昂。即使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却寥寥无几，更无须说能认真领会蒋委员长的雄心大志了。然而此举却深深受到蒋介石的心仪。
唐纵讨得蒋主席欢心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他即使忙得焦头烂额也要抽出时间找到看看，并熟记于心，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一呼即应、对答如流。
蒋主席经常看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自传，于是唐纵也赶紧把这类书研读于烂熟。他有做读书札记的习惯，每天写日记也从不间断。
他除去写上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还把读书心得认真记录上去。他曾经多次得意地提及一件事：有一次他随同蒋介石去贵阳，蒋突然问及一件事，随行人员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
唐纵急忙从他的日记中翻抄出来，恭恭敬敬呈给蒋介石过目，受到蒋的大为欣赏。他认为这就是写日记的最大好处，并时常向别人推荐夸耀他的这一经验。
唐纵还把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合影悬挂在自家的会客室正中，他经常指着这张照片教育儿女：“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留念。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纵迎逢蒋介石的另一套办法是拼命讨好蒋介石的两位公子。蒋经国在江西工作之时，每来重庆，唐纵总是和戴笠一起去迎接，嘘寒问暖，生怕有丁点儿不周之处让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