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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正式形成了科举制度。当时的科举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当于唐代的制科，如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3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都只是临时下诏，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制度；另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初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杜正玄投考秀才科，当时杂文考试很难。那年的题目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白鹦鹉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的考题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几赋》等。当时秀才科的录取标准很高，每次考试及第的人很少，几乎成为虚悬的科目。后来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录取的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帖经或问经义，及第的人数较多。隋朝的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官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制度从此开始。
唐王朝建立之后，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并把这一制度更加完善起来。唐代选官科目有常科和制科两种。
常科，每年分科举行一次。其考生主要来源是生徒与乡贡两方面。在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州县学。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名额。学生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也有明确的规定。学习的内容主要有《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经典。若学书、学算、学律的，则主要学习有关文学、算术、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书籍。每年冬天，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县学都要将经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就叫做生徒。那些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者，则向州县“投牒自举”，即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通典·选举三》说：
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籍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
唐代常科考试科目很多。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说：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中明字、明法、明算等科，不为人们重视。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并不经常举行。秀才，在唐初要求很高，唐太宗贞观年间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未能中选者，其所在州的长官要受处分。因为选拔严格，所以应试者很少。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曾一度停止秀才科。后来虽然恢复，但主持考试的人，因为此科久废，不愿录取。因而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是经义或者是时事。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进士科加试读经史一部。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进士科加试帖经。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明经加试帖经，进士加试杂文。这种考试办法，偏重帖经，士子死记硬背，毫无实际意义。至玄宗时，又规定加试诗赋，据《新唐书·杨绾传》载：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华、军谋出众等举人……取词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
但是，两科考试内容各有偏重，大抵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因为帖经墨义只要能熟读经传及其注释就可登第，而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同时，录取的名额明经又比进士多得多，《通典·选举三》说：
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开元以后，四海宴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其应诏而举者，多达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明经科得第，每年有一、二百人，而进士科得第的，有时只有几人，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在唐代众科中，最贵重是进士科，所以王定保《唐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