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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次意外事件，谭延闿已经和参谋部的军官商定，决定缩短两天的演习时间，而今天便是最后一个演习科目。明天这一万新建陆军除去杨超要带领的一千人在胶州湾附近“清理”不法的教民和洋传教士之外，剩下的九千人则会在谭延闿的带领下，加上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配合，将全山东的传教士活跃地区“梳理”一边——他们除了要严厉处置那些洋传教士的狗腿子之外，还要搜集洋传教士，尤其是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胡作非为的证据。
当然在梳理传教士和本地百姓之间的矛盾同时，谭延闿也会针对部分打着各种旗号的义和团原型组织进行破坏。他相信在自己的枪口下，双管齐下，不管是义和团也好，还是以传教士为骨干的教民也罢，他们在经过这一次整顿之后都会元气大伤，一年半载是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谭延闿这么做肯定会得罪各国列强尤其是德国，因为在山东活跃的传教士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德国传教士，但是他却对此次行动的后果并不担心——欧洲大陆各国列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大体上德国做为一个新兴的列强国家受到英法的牵制很多，单独针对德国不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甚至有些列强譬如英国还会暗中支持；至于德国自己则要衡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孰轻孰重了，谭延闿已经向英国下了订单购买一艘君权级战列舰，并且还向德国流露了同样的购买意向，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影响德国的判断。
沈静并没有在平息叛乱之后便将直隶督标新军撤回天津，相反他还调来了一营队的步兵，曹锟留下了一哨骑兵回到天津小站本营。有了这些兵力，沈静可以从容的控制冠县和威县的大局，这两个县都是和山东接壤的直隶属县，以往因为总督和山东巡抚的关系貌合神离的缘故，直隶和山东接壤的县都是比较混乱的，而化名为“梅花拳”的义和拳在这里发展的也非常快。
德国在山东的步步进逼已经够让谭延闿感到压力巨大了，而外国传教士鼓动教民和当地百姓之间激化矛盾更是为德国插手中国事务提供借口。反正谭延闿已经和沈静决定在威海卫海军基地联合演习之后要清理这团乱麻，他也干脆增派兵力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处向山东东部展开拉网式的清理工作。
当沈静开始清理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只有到了当地才知道教民和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当地百姓欺压到了何种地步，两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何种水平。对于外籍传教士不要说是沈静，就是谭延闿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唯一下手的便是充当外国传教士的爪牙的中国教民。
沈静可不会对这些人有任何好感，只要查出来有问题，便是全家进大牢，火速进行宣判之后，绝大多数被判处服重劳役——等待这些人的下场便是被分配到芦汉铁路、北洋各个海防要点充当劳工。相对于教民被充当苦力而言，被查出参与各种拳社等民间疑似义和拳之类组织的百姓，他们将会有很多人面临着居家迁移到东北三省的结局。
东北本是满清的发祥地，由于满人一开始对统治中华兵部自信，特地留了一条退回关内的后路，因此也一直禁止汉人移居关外。统治一个地区的标志便是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数量越多则统治的力度也越大，东北如此广袤的面积想要全用少数民族来控制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在另外一方面方便了沙俄对东北的侵略。
不过因为沙俄豪夺中国领土，才使得清政府于1860年正式取消了对东北的封禁令，并鼓励山东、河北等省的百姓大量迁入。到了甲午战争日本人差点就跨过鸭绿江进入龙兴之地，这给清廷以极大的震撼，刘铭传被启用后也是尽心竭力的稳住了阵线，但从后方转运粮草军械总不如在当地来的方便，而东北地广人稀放着大好的资源却无力承担部队作战消耗，就连粮草也是从关内转运。
第一个提出在东北建立行省设立总督的就是刘铭传——大清政坛上有谁不知道刘铭传想当封疆大吏，台湾巡抚才当了没多久便被朝廷出于剪除李鸿章羽翼的目的而殃及池鱼，刘铭传自那以后干脆做了田舍翁。这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行省，刘铭传一半出于公意，另一半未必没有想做封疆大吏之私心，而且这次将日军挡在鸭绿江以南，功劳可谓第一，巡抚自是不能满足他的胃口，这东北总督的头衔不给他给谁？！
在东北设立行省，刘铭传出任总督这件事还停留在纸面上，但在政坛老手眼里朝廷通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倒是刘铭传身体不是很好，传闻在盛京官邸中有一多半的时间倒是在养病——这个局面可以说是令人感慨万分，刘铭传身体不佳也倒是一个催促朝廷快速通过此项决议的加分，总算起来朝廷亏欠刘铭传实在是太多，若是不能赶在刘铭传之前让他坐上这东北总督的位子，那可真是成了一大遗憾了……
不管怎么说，此时东北设立行省那势必会对关内移民更加宽松，谭延闿便是打定注意将山东、直隶、河南的有义和团背景的百姓设法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