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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还与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有着神秘的不解之缘。于是，即使最富现代性的人，我们仍能于其叙述结构中，窥见神灯的光亮。
我确信盘古是一个原型。这个原型沉潜了华夏人的集体无意识。非常有可能藉此整合为本土文化命运的一个象征。
盘古的创世纪，为什么是“垂死化身”的模式？为什么会出现“五岳江河”？这无疑是蕴藏了华夏民族精神追求、心理素质某类“密码”的暗示。无论盘古神话在现代人眼光观照下，可以发现它的多少特殊功能，我仍将此“密码“破译为——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土地崇拜：大地－乡土情结。
天人协调
所谓“天人协调”，包括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两个大的方面，它们所要解决的是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论者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本土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譬如，张岱年先生在他的《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就曾有过此类言说。我赞同这一说法。我要补充的是：在盘古这位华夏创世神身上蕴含的“天人协调”集体无意识，就是本土“天人关系”问题的神话学原型。
儒学与“天人关系”说
儒学大概是对天人关系的最早阐述者。
《周易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所谓后天即顺应自然。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协调。这或可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
还可以在众多的儒说中看到与《易传》精神相通的陈述。
《尚书尧典》谓尧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辉照耀四海，至于天上人间）”。兴师讨伐，其活动具足合理，称为“天讨”、“天罚”。“君天下者曰天子”（《礼记曲礼下》）。由于“诚”为“天之道”，故只要修炼“诚”的德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同参”（《礼记中庸》）。司马迁馔《史记》，“亦欲究天人之际”。到了董仲舒，则直接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理论。又在肯定“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即“天人一也”的前提下，发明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国家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同时，人君的政事，祈祀亦可感动上天，促使天改变它原来的安排。如《吕氏春秋》载，商汤时大旱五年，汤乃“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宋史刑法志三》：“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耶？’”……历代王朝祈雨禳旱的故事多不胜数。另外，禅天祭地，建社稷坛，为祥瑞立祀……此类活动，几乎充斥于一部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