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华团民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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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来西亚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后，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也迎来了她经济上的急剧衰退和政治上的剧烈动乱——“Anwar事件”及其引发的“烈火不熄”运动。尽管以Mahathir为首的政府通过坚决实施货币控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减少了金融危机的破坏，但是，经济（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同时到来，在世纪之交，却让马来西亚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经受了一次异常严峻的考验。这期间见证了由巫统党内分裂引发的马来社会前所未有的分裂，结果导致包括马来族群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对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深深失望。可以说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斥着对马来西亚政坛黑暗氛围的强烈不满情绪。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运动（1999-2001年）。
    1999年，马来西亚迎来了第十届大选，国内的政治气氛在选战的动员下骤然浓厚了起来。对于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决心直接涉足政坛的华人社团而言，这次大选为他们推动国内的民主政治，捍卫人权，维护华裔族群应该享有的权利，又带来了新的希望。1999年6月18日、24日，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华堂）所属的民权委员会连续召集了两次“华团与政党对话”的筹备会。与会的华人社团除雪华堂外，还有董教总以及其他华团的重要负责人。7月21日，在诉求工委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总会主席郭全强被推选为工委会主席，秘书为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谢春荣，秘书处设在董总。正是在这次工委会上，决定把“华团与政党对话”的主题，改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并以书面文献的形式直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29日，工委会决定广邀全国具有代表性华团参与，以增加其代表性与影响力。8月11日，工委会第四次会议上，《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终稿被正式敲定，同时获得11个社团签署。16日，工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全国公开了诉求内容，同时展开全国性的联署活动。通过工委会的努力，到大选前夕，全国已共有2098个大小华团联署。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的两个最大或最有影响的全国性社团华总（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和商联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未予签署，然而，华总的青年团却签署并表示了认同，这一现象暴露了华团内部的立场分歧。
    不过，《诉求》公布后，马华公会和民政党、民主行动党等朝野政党也都表示了“原则上认同”。
    巫统和政府方面，根据《星洲日报》1999年9月15日的报道，首相Mahathir指出：“提出诉求的人士，完全没有代表性。他们只是少数人，就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在大选来临时一样，尝试向政府施压。”《中国报》21日也报道说，首相Mahathir“警告华团勿藉《诉求》威胁政府”，并斥诉求人士为政治“投机客”。尽管如此，内阁还是认真地对待了《诉求》，并授权3个华基政党与华团开会，共同解决问题。23日开会会商的结果，根据《光明日报》9月24日的报道，“曾经反对及不愿签署《华团大选诉求》的几个政党及华团，包括马华、民政党和人联党及大马中华工商联合会和华总，今天（指23日，引者）一致接纳由11华团提呈的《华团大选诉求》。”报道还指出，马华公会总会长林良实认为：“这项诉求也获得99%大马华裔接纳。”又说：“接纳《诉求》中的17项原则是属于普遍性的，不单只有华、印族群受惠，同样地，诉求内容也惠及其他民族。”23日的马来文报纸《每日新闻》（BeritaHarian）也以“内阁接受华族诉求”(Kabinetisyenpertubuhan)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谈。《南洋商报》24日发表了马青总团长翁诗杰的文章“何时提诉求，才是良机？”，文中关于诉求是否向政府施压讲道：“尽管有人将之解读为‘向政府施压’，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长久以来，选择在大选前‘施惠’或宣布喜讯，已成为一种本邦的政治文化特色。因此大选诉求面世的时机，充其量只是顺应这种文化，希望能在大选前有所突破。”1999年11月29日，马来西亚第十届大选正式举行，国阵重新执掌政权。据说，接受诉求，“后来被非华语社会解读为国阵得以赢取华裔支持的主要因素。”总之，到此为止，华团的诉求进展似乎还是较为顺利的。
    2000年8月16日，工委会举行庆祝《诉求》一周年活动，结果引起了马来人的强烈反应。17日，《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以封面头条报道：“华团重提十七诉求，包括要求废除土著地位及取消宏愿学校。”来自13个马来团体的500名代表也在当天到布特拉再也首相府提呈备忘录，表示坚决捍卫“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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