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钱法混乱国用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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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嘉靖对于铸钱还是十分重视的，并颁下圣谕，要求“户部仍会同工部查累朝未铸铜钱俱为补铸与嘉靖通宝兼用，如民间敢有阻抑不行使制钱者，缉捕重治”
    说白了，嘉靖就是想恢复银-钱二元货币体制，用铜钱取代已经无法流通的宝钞，但是大明的实际情况根本不允许嘉靖这么做。
    按照之前严嵩和户部测算的数据，铸钱一万文，约需用银3.45两。算下来一两白银可以铸造铜钱2900文，而现在的银钱比价是多少呢？
    若是新的嘉靖制钱，一两白银可折钱1400文，若是旧钱，一两白银折钱2100文，朝廷的官价是多少呢？一两折钱七百文，看起来还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实际上铜料价格上涨造成银钱的官方比价升高，市场银钱比价应该随之下降。但是此时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为了纾缓财政危机，国家广开铸局，肆意鼓铸大钱，钱式混乱。制钱滥恶，贱已极矣！
    这种情形之下，银价自是愈来愈高。以致于出现银一两可兑铜钱2400文、3000文这样的悬殊价格。据当时人记载，当时朝廷对银钱兑价有严格规定，银钱比价不得超过1∶1000。甚至派出厂卫负责缉查，一旦发现违规兑换者即严惩不贷。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维持住国家所规定的银钱比价。
    因此就在当时人的记载中就看到了银钱兑换市场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桌面上按一比一千兑换，余下的1400文则于桌下私授或少转再取以此掩人耳目。
    铜价越贵，朝廷的制钱就越烂，银钱比价就越高，朝廷铸钱就越没有利益，形成恶性循环，国家的钱法当然废弛已极。
    说白了，大明的铸钱从来没有过考虑过经济因素，铸钱起初就不是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发行大明宝钞和白银崛起导致货币化的目的相同，完全是出于国家财政需求。
    李春芳给朱载坖讲了他在翰林院修史时看到的一段记载，弘治十八年，孝宗君臣论钱法时，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奏答：今国用不充，府县无蓄，边储空乏，行价不偿。正公私困竭之时，铸钱一事最为紧要。
    李东阳一语道出铸局铸钱的真正目的所在，就是：今财用不足，惟铸钱一事可助国计！当今为理财之计者惟钱法、门摊二者可讲耳。夫天子所以开利源而不竭者惟钱耳。何也？盖财之所出不过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皆有限极。惟钱之用不穷者，以能权其轻重，而伸缩之数在我制之耳？
    说白了，在大明君臣眼中，铜钱也罢，宝钞也好，都是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罢了，由于财政日益困窘，视铸钱为朝廷取利要途之一，以致陷入遍设局炉、大量增铸的唯利是图坑，制钱益见轻劣滥恶。
    李春芳不由得感叹道：“奈何朝廷当事诸公，短视至此矣！”
    李春芳之前一直在翰林院修史，对各种资料都极为了解，大明的铸钱，实在是一言难尽，而且由于大明钱荒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很多地方都已经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阶段。
    之前嘉靖准备大铸铜钱的时候，户部尚书方钝就曾经说过：土货之乡殊，则贸易之情异。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苗香、花椒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民间用毛布。自来钱法不通，骤欲变之难矣！
    首辅严嵩也直言道：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
    若是骤然铸造过多的铜钱，市场不能接受，那蚀本的又是国家。之前贵州巡抚想要迎合嘉靖，上表请求在贵州铸钱，被方钝驳回了。
    方钝的理由很简单：立法者贵宜民，不贵强民。贵因俗，不贵逆俗。今举黔地从来未有之物，一旦责之以必行，恐于民俗不无少梗。
    朱载坖也不由得感叹道：“大司农真经国济世之臣也！”
    李春芳还说道：“不光贵州，南方诸省钱法皆不通，尤其是福建，最难通行，昔日张经任南京户部时，曾上疏言及福建之情况，张经闽人也，所言当属实。”
    张经当时上疏称：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钱与银耳！用钱便于贫民，然所聚之处，人多以赌为业。京师水衡日铸十余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而钱不加多，何也？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然宋钱无铸者，多从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盗。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抵，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说白了就是由于大明钱法混乱，又铸造不精，民间私铸又不能禁止，民间不乐意用大明官铸的铜钱，大明的铜钱流通的地域十分有限。
    出身江西的首辅严嵩也曾经说过：“追至我朝，虽设监铸之官，严盗铸之禁，广散钱之例。非不欲疏通，其法行之薄海。然而江淮以北，行处尤多。江淮以南，行处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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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钱法混乱国用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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