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六十五危机不仅仅在于商业，更在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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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瓷器和漆器的作坊，还有内廷所属的一些官办企业，都会受到冲击，产品会堆积，卖不出去。
    内廷有皇帝内库兜底，产品堆积卖不出去也能维持一定的现金流，不会倒闭。
    民间私人办设的手工业作坊会受到冲击，产品堆积卖不出去，作坊倒闭，工人失业。
    这要是工业社会，就是大问题。
    工业社会中农业生产力极大提高，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富余劳动力在土地上没有位置，必须要前往城市工厂求生，成为城市居民。
    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就无处求活，返回家中也无法得到立身之所，更何况很多人已经没有了土地作为退路。
    所以工业社会的生产力高，一旦发生危机，破坏力也极大。
    但是农业社会，还是眼下的魏帝国还是那句话。
    家里有田地，劳动力不嫌多，能回家种地，不至于饿死。
    除此之外，带给魏国社会最大的冲击就是恐慌，经济危机从心理上带来的恐慌会摧毁很多人的安全阀门，让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发展商业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所以麻烦最大的还不是吕虔，而是正在洛阳的郭瑾，还有郭某人自己，以及朝中支持发展商业、主张给商业一定程度上松绑的政治势力。
    危机不仅仅在于商业，更在于政治。
    哪怕是郭鹏统治时期，保守派势力也在不断的攻击这些商业革新派，说他们在西域三府和雍凉二州搞的实验是在祸乱人心，是在自取灭亡。
    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环境好，商业税收节节增高，财政部尚书王粲在郭鹏的授意下给这一股政治势力站台，扛住了保守派的冲击。
    保守派慑于王粲背后没有公开表态的郭鹏的威慑，所以不敢进一步冲击革新派。
    革新派带来的全新的生产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让民间出现了更多的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口，这些人的出现加大了民间商业的竞争烈度。
    而保守派大部分都是自己做官，家族中另外有族人经商，乃至于好友、家奴经商，靠着他们的权势获取商业利益，再反哺给他们经济利益。
    靠着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实现一个家族内部的官商结合，和他本身的家庭则没有太大的关系。
    民间商业力量起来了，政府鼓励民间经商，自然会对这些传统高门大户之中靠着政治力量庇护的商业势力造成冲击，从而影响他们的利益。
    他们自然不愿意这样的情况继续在国内蔓延，进一步增加他们经商获取利益从而在政治上获取优势的难度。
    但是王粲是皇帝的宠臣，王粲出来说话，背后肯定是皇帝的指使。
    他们不敢进一步对抗皇帝，只能忍着。
    于是西域三府和雍凉二州的商业模式得以保留，大大发展起来，等朝廷财政收入增加之后，这一模式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部分效仿。
    比如海上贸易非常发达的青州和扬州，青州刺史辛评和扬州刺史顾雍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坊市限制，允许商业发展，鼓励商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交州局势逐渐被满宠平定之后，满宠也打算利用交州临海的巨大优势发展商业，准许打破坊市界限，放宽民间商业限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为交州的发展积累财富。
    其余内陆各州在商业交易非常发达的中心城市之中也有了效仿雍凉模式存在。
    比如汝南，比如襄阳，比如江陵，比如成都，比如邺城，比如蓟县，这些城市都是商业贸易额度比较大，本身适合发展商业，并且也足以做到这一点。
    如此商业税收也会不断增加。
    而且这一比商业税收主要是国内循环，和国外的罗马、安息还有贵霜都没有关系。
    直到皇帝郭鹏退位成了太上皇，压制保守派的力量顿时没了，革新派的力量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也并不强大。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一旦西北发生经济危机并且影响到了朝廷得财政收入，那些被压制已久的保守派势力必然集体高潮，必然会立刻发动对革新派的大力冲击。
    对外部经济模式的冲击，一定也会冲击到这一笔较为稳妥的国内循环的商业税收。
    届时，保守派对皇帝施加的政治压力会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革新各级官僚能否抗住压力还是个问题。
    当然更主要的是，皇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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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六十五 危机不仅仅在于商业，更在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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