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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怀疑没整实啊？
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和领导察哈尔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在“一.二八”事变时，曾奉命率国民党第五军在上海抗战。“八.一三”事变前任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后期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日本侵略者认为冯、张二将军是坚决抗日的，必须杀之。因此，要求日本驻中国的情报机构及时提供他们的行踪，以便达到目的。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军校一般每星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向该校师生和中央及南京市的军政大员训话。1937年9月4日，又是“总理纪念周”，按照规矩和当前抗战的形势，这天蒋介石必来发表讲话。
当日上午8时，与会人员列队静候蒋介石“光临”，半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蒋的踪影。忽然，学校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向与会人员宣布：现在发现一辆汽车混入学校，内有两名嫌疑人员，宪兵正在进行搜查，请大家原地不动，听候新的通知
不一刻，有人向会议主持人报告两名嫌疑人员已乘其汽车逃出校门，有关军警正在追捕中。据此，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停止进行，学生和教师到自己的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和乘坐人员姓名职务后回原单位。
不久，宪兵带队官向学校负责人报告：进出校门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车号及人员姓名职务均相符，只有行政院一辆小汽车不是主官乘来参加“纪念周”的，而是自行闯入，强行出校门时，打倒值勤人员、迅速驾车逃跑。这辆车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负责人一听，先是一惊，思考后对宪兵带队官命令：此事要严格保密，没公布事件真相前，你们知道此情况的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六）
从江阴要塞泄密案起，蒋介石就决心查清这个案子。以后又连续发生了上述要案，蒋介石便命令“中统”、“军统”及在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一定破案。但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
谷正伦与其“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分析，既然黄浚嫌疑最大，那就要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要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均获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为此，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首先对黄浚进行侦察。由档案得知，黄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学时，是现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同班同学。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他以看望老同学的名义与黄浚早有来往，特工部门从前并没注意此事，现在黄浚既然是个主要嫌疑犯，那就很自然地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了。但奇怪的是，近月余来，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
原来黄浚在须磨的指示下，为逃避嫌疑，规定近来绝对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途径与手段。不久黄浚的狐狸尾巴就被“侦黄小组”捉住了。该小组人员见黄浚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经常独身一人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他爱吃巧克力糖，但从不将糖纸随便扔掉，而是将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到公园一株大树的树洞内。此处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黄浚走后不久，就有一个朝鲜人来取走。“
侦黄小组”摸清其规律后，当黄浚将糖纸和纸条放置树洞走后，朝鲜人尚未来取之前，将纸条取出来，照了相，然后按原样放在树洞中。朝鲜人来取此情报时，又偷着把他也照了相。但不知黄浚是有所察觉还是日特有命令，军校逃车事件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
“侦黄小组”分析，黄浚绝不会死心，一定会让他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代替自己。果然，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店，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就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离去。“侦黄小组”分析，这大有问题。
“侦黄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戴着小王的礼帽有规律地骑车走入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事后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也与黄晟在这里碰头。
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全掌握。为此，“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
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乘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