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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局的手,把消息转告给了内奸,让内奸再传给其他人?”
小赵一拍脑袋:“那我们反而给敌人做了嫁衣吗?”
“也不一定,我只是猜测而已,会不会是实而虚之,虚而实之?”
“怎么这么乱啊。”小洪大叫起来。
注:为了与日伪进行斗争,争夺在平知识界人士,防止他们附逆为恶。国民党教育部秘密与北平沈兼士、英千里等人士联系,以“炎社”为基础,组织成立了以辅仁大学师生为中心的地下抗日爱国组织“华北文教协会”。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再次逮捕了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并在他家中搜查到华北文教协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名单。日伪当局十分震怒,立即对华北知识界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史称华北教授案,或日宪大逮捕。从1944年3月初到20日,华北文教协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敌人抓捕。辅仁大学被逮捕的有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教育系教授徐侍峰、欧阳湘,经济系教授赵锡禹、左宗纶、助教郑国柱,英语系讲师左明彻、助教孙硕人、朱锦章,国文系讲师葛信益,历史系讲师赵光贤、叶德禄,物理系讲师高婴奇、助教吴师循,体育教师李凤楼以及学生秦晋、孙金铭等 30余人。校外华北文教协会骨干被逮捕的有伪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牛继昌、北京师范大学讲师邵晓琴、北平益世报社英纯良、北平图书馆李德启、故宫博物院汤有恩、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夏玉峰等10余人。辅大是被捕教授的重灾区,几乎塌了半边天。这一案件震惊了整个华北知识界。
被捕人员被关在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本部,经受了非人的虐待。据被捕学生孙金铭回忆:“日本宪兵队审讯被押人员,除少数在白天,多数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以后进行。每晚午夜后都可听到人们惨遭酷刑的呼叫声音。在审讯中,敌人除棒打脚踢外,常用的酷刑有灌凉水、灌辣椒水、双手吊起来抽打、用火筷子烧、上夹板、上电刑、放人洋狗群中咬、手指钉竹签等等,真是惨绝人寰!我就被灌过凉水。他们把我捆在长凳上,用水龙带朝着口鼻猛灌,不一会儿,我就失去了知觉。等苏醒过来后再次冲灌,这样把我整得死去活来好几次。我的右腿膝关节被打成重伤,天天从关节里流出很多黑血,我就从衣服上撕块破布包扎,一直闹了两三个月才封口。直到现在,我蹲下和站起都感觉困难,走路也不方便。”
监狱中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孙金铭说:“我们在宪兵队羁押了四个多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理过发,没洗过手脸,更谈不到洗澡了。衣服长期不换,满身都是虱子,到处都是被抓伤的血痕、伤疤。每天吃的是砖头般硬的红高梁面凉窝头(偶尔给一小块咸菜),吃后拉不出大便。我们当时的办法是:咬一口窝头,在嘴里咀嚼成粥状,再慢慢咽下。这样大便时,还同上刑一样,很难排泄出,并经常便血。我们喝的是用擦地板的水桶装的凉水。我们长时间被关押在阴暗的牢房里,最难得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阳光、空气和凉水。”
后来,日本军事法庭(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判决:华北文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等判处15年徒刑,其他人被判7年、5年、3年、2年不等。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辅仁大学的师生们才被放出来。
辅大师生们在日伪残暴统治的北平城中,组织团体,团结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抵制日伪对教育界的控制,保存文化事业;以研究学术为名,宣传国家民族思想,消除奴化教育影响;输送大批有志青年到大后方,支援了后方建设和正面战场。被捕以后,他们在监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