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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豪考证：事件发生在1356年，而不是碑刻上的1351年。“红巾”并未“畏之而退”，而是农民红巾军未费吹灰之力占据了嵩山少林寺，少林僧四处奔散逃命，众寺僧逃往山东避难。寺庙被占，财物遭到劫掠，由于农民起义军往往破坏性极强，寺院几乎被毁。14世纪的资料证实，没有提到有任何抵抗侵犯者的和尚。而明代早期的资料也只记述了寺院所遭受的浩劫，而不是寺院的胜利。事实上如唐豪指出的那样：“在1359年是查干.铁木尔指挥朝廷大军反击红巾军，迫使他们退出河南时，少林和尚才得以返回少林寺”。要知道那时，少林和尚已逃离少林寺有3年之久。
因此，明代中叶的少林寺这个碑刻，既编造了“烧火僧吓退红巾军”的故事，也编造了“紧那罗”持棍护法出现在少林寺的时间的两个谎言！
更有甚者，清代的少林僧竟不顾唐代的原始碑刻，将少林僧一因不愿赖以维持生命的耕地被霸占而饿死，二因得到**的纸条要少林僧认清形势的鼓舞，欲保护财产而联合当地军民一起突袭擒拿王仁则助唐一事，说成是“十三棍僧救唐王”，把原始碑刻上只字未提会不会武艺的少林僧（完全可能一点武术也不会）说是“棍僧”，“助唐”说成“救唐王”。于是编造谎言，将少林棍术的历史进一步推早到唐初。
第四.少林僧不但编造故事说，其棍术授自神圣的“紧那罗”，到后来，“紧那罗”又被渲染成“武备”，是一切少**术的来源（包括所创的白氏五拳、罗汉拳等）。将少林寺武术最初的创造与传播者白玉峰、李叟及觉远上人的功劳，均集中在“紧那罗”即少林寺“武备”的身上。
有意思的是明嘉靖年间，通背拳创始人怀庆府人董成，也将他二位业师张文魁、郭万清的老师隐喻成“宋太祖”及“紧那罗武备”，说二位对武勇是“生而知之”者。张文魁、郭万清分别传授了董成大红拳（也称太祖拳、洪拳）及白氏五拳，而张、郭则极可能是白氏、李叟的俗家徒子或徒孙。《焦作武术》一书“于村武术源远流长”239页上记载：“明嘉靖年间。。适有山东青州人白天启绰号拳王者途经敝庄献身卖艺以传绝技。。。其名曰‘大洪拳、长拳、黑虎拳。。。。’第一代传人邑X武生员张五章，张五臣”,说明嘉靖年间怀庆府一带传大洪拳的不仅仅是张文魁，还有白天启。以张文魁的大洪拳之师或师爷李叟，隐射“托名创该拳艺的宋太祖”；又以郭万清的五拳老师或师爷白玉峰，隐射为“武备”的少林“紧那罗神”。因此，在通背拳谱里的“武备紧那罗”已不再是棍术的化身，而是指对少**术贡献最大的白玉峰。（注：红拳或大洪拳始自元末明初，不知何人创始，之所以托名为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主要隐喻宋太祖定下的“三十二条治国策略”。早期在山东、河南一带流传，后传至西北）
有研究者还认为，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影响了包括俗家程冲斗在内的一些少林僧对“紧那罗”的神奇描述。
总之，用佛教神“紧那罗”及“罗汉”传授少林寺僧武功之说，可以让少林僧为保卫寺院利益而练武杀生，并觉得心安理得。
可惜，少**僧似乎并未将习武与佛教的开悟结合起来，这方面道家的武术就结合得比较好。日本的泽庵宗彭（1573-1645年）提出了击剑中“无心”的理论，并经铃木大拙发挥形成流行的“忘生死论”的武士道精神，而中国民间也早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说法（后人托称为岳飞所言），明末董秉乾老道创的“董氏六合枪“（王堡枪）也说“心忘手，手忘枪，一触而就，如眼帘护眼”。
明中、晚期的少**僧的确在征讨匪贼、镇压农民起义及早期抗击倭寇斗争中为当时的朝廷做过贡献（还有其它地方的寺僧也抗倭过，如杭州的僧人等），但也有不少少**僧自己成为匪贼，为害一方，甚至组成反政府武装。如王士性（1547-1598年）在他的《豫志》（约1595年）中，严厉斥责少林僧们有盗抢与反叛的倾向。他说：“那些僧人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无论僧行，既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他警告他的同僚们“河南僧人是危险的煽动者”。并总结道：“少林寺住持僧人，以吃喝打斗虚度岁月，没什么价值”，“饮酒啖肉，习武教艺，止识拳棍，不知棒喝”。（笔者在新西兰也见过少林寺武僧集体在饭店里喝酒食肉，还有在肯塔基店里吃鸡，在海外影响恶劣）
一位无名作者的集子《醉醒石》（大约在1650年间）中，说一名叫明果的和尚，曾在少林寺习练棍法，后来听了一位术士的话，竟然想模仿作过和尚的朱元璋，也想当皇帝起来，那位愚不可及的明果和尚，遂煽动叛乱，结果被捕处死。
附文一：少林寺和尚为什么要救唐王李世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