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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太子之位。
九月二十八日，被废为庶人的代善亲手杀了引起纷争的继福晋，遣人向太祖启奏说，“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那么请父汗允许其叩见认罪。代善悔过自新的行动，得到了太祖的谅解，但因诸贝勒都曾同意废除代善的太子之位，故为缓和代善与诸贝勒间的矛盾，太祖令代善与诸弟分别发誓表示不计前嫌。于是代善与诸贝勒分别各立“誓书”。
最后，太祖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及代善贝勒为“和硕额真”。指出，以后成为“汗”的人，会接受八和硕贝勒的给予，“食其贡献”，在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妄为。“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如果一个生活道德谨严、为政勤奋、公正之人，即使是一国之汗想出于“一己私怨”而欲罢黜或贬降此人，“其他七旗之人对汗可以不让步”。这表明，在经历了预立褚英、代善嗣子两次失败后，太祖的初衷开始有了重大改变，产生了确立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想法的最初模式。天命七年(1622)三月，太祖在辽阳正式确定了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规定一国之君从和硕贝勒中产生，和硕贝勒有推举、罢免、更择君主的权力。因此，大贝勒代善和其他和硕贝勒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即又具有了在太祖驾崩后成为一国之君的资格。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据记载，在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代善的长子岳托和第三子萨哈廉两兄弟一同来到父亲代善的府邸，向父亲建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指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对此建议的态度是，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第二天，当诸贝勒大臣集会时，代善即将此议告诉了同是大贝勒的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合词”请求太宗即位，太宗在推辞再三之后“从之”。其实，太宗即位的背景并不是如官方史料记载的这样简单。皇太极是太祖第八子，为第三位大妃叶赫纳喇氏所生，亦属嫡出。在“四大贝勒”中，其年龄最幼，但威望颇高，其不仅“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率皆精锐”，而且在诸贝勒中有“仅识字云”之谓，即文化素养最高。在谋取汗位的过程中，太宗一直是不甘寂寞的。如果说在反对褚英的斗争中他还是个配角的话，那么代善作为太子而被废则与其有直接的关系。前文提及的在界藩城发生过太祖小妾揭发代善与大妃有暧昧关系一案，即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有争立之心的皇太极在“背后捣鬼”指使小妾所为。
迁都辽阳后，太宗的争位活动愈演愈烈，朝鲜史料中记载说，太宗“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太祖从弟阿敦曾偷偷告诉代善说，皇太极等“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代善便跑到太祖跟前哭诉，太祖召三大贝勒询问，3人“自言无此语”，最后以将阿敦拴上铁锁监禁在高墙的房中结案。鉴于此，太祖遂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诸王子侄告天发誓，不许子孙“开杀戮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在争位中已取得了优势，而代善的长处则在于其能够审时度势，经过沧桑世事的磨练，其心事笃定，已不再觊觎汗位，因而才有了前文中代善力挺太宗即位的一幕。
是故资历最高的大贝勒代善因“拥戴”之功，极大地弥合了与太宗在争位期间的情感裂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兄弟间不仅相安无事，而且相处融洽。如天聪年间，每至年节，太宗总是要率诸贝勒等至长兄代善之府，亲自登门致以节日的祝贺，有时还会相互酬答宴请。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设宴款待代善与莽古尔泰。当两人应召而至时，太宗亲自迎出清宁宫宫门之外，而且请“两贝勒先进”。入座时，太宗让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辞”，请太宗“中坐”，太宗说，“出殿而坐，朝仪也；兹居宫，行家庭礼，兄当中坐”。太宗虽一再相让，但代善“固辞”。最后是一榻之上，太宗与代善同坐左右。当中宫福晋哲哲及众福晋以元旦礼拜代善时，太宗则离开座位站在一旁，代善不明其故，太宗解释说，我是这一家之主。妻妾拜兄之时，不宜同坐。开宴后，太宗欲离座亲手执爵向代善进酒，“代善辞”，太宗即“于榻上跪，执玉斝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饮，转与莽古尔泰，饮毕，上以金卮自饮”。宴席之上，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同时又令出席筵宴的诸贝勒“递相进酒”，本来太宗与代善平素都不善饮酒，但这一次却是“互相酬酢，皆酡颜”，即相互敬酒畅饮，喝得面红耳赤，十分尽兴。宴毕，太宗又“以御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