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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人还是正统思想很重的，他在这上面一定是大做文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曹操奸诈，诸葛亮坦诚。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你看诸葛亮搞过阴谋诡计吗？没有吧，他都堂堂正正地在做事，而正因为他堂堂正正做事，他累啊，所以他特别累。曹操还有很多时间去玩儿，我们看不出诸葛亮有时间去玩儿，太正派了。那么这也让后世的人要把这两个人分开了。但是我这里要交待一下曹操的奸诈后来也是被夸张了的，奸诈是有的。残酷也是有的，没有后人说得那么重，这个有很多历史学家已经做了清理了，有兴趣你们去读历史学家的书。第三点区别呢，就是曹操和诸葛亮都是真实的人。但如果要做一个区分的话，曹操更多的是真，诸葛亮更多的是实。曹操他敢说真话，而诸葛亮做事是很谨慎的，诸葛一生为谨慎，唯一一次被认为不谨慎就是十命可受。所以被人怀疑。而曹操不管。“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种话犯大忌讳的，得罪很多人的。别人一般人不敢说的。他就敢说。我们去读曹操的《述志令》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敢讲真话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啊。出身不好，名声也不好，所以一开始野心也不大，就想做一个好的什么郡守啊、县令之类的，让大家觉得我这个人不是有能力的，但是慢慢的我野心大起来，我现在想做齐桓公、晋文公，他就这么实实在在地说，他真。诸葛亮实，脚踏实地地做事，实实在在地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更喜欢实的，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所以我们会更喜欢诸葛亮这样脚踏实地的人，而不喜欢曹操那样说一些犯忌讳话的人，自身区别的第四点呢，是曹操复杂，诸葛亮纯粹。诸葛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地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心一意地辅佐刘备，一心一意地治理好蜀国，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这样的一种人品是我们民族喜欢的，我们讲要做一个好人的时候，有一条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诸葛亮当然是一个值得崇敬的人。我们不太喜欢象曹操这样复杂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讲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人，田余庆先生总结了四句话，说曹操是什么人呢？叱咤风云的英雄，反抗传统的叛逆，文采**的才士，权诈忌刻的奸臣。权诈忌刻这就是奸，叱咤风云这就是雄，加起来就是奸雄，反抗传统，文采**，再加上我前面说的喜欢说真话，率性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叫可爱，合起来就是可爱的奸雄。这话很多人听不懂啊，奸雄怎么能可爱？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看起来矛盾的这些词，比方说儒将，儒雅就不会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么会儒雅的？怎么可能有儒将呢？还比如说义盗，做贼那不是义，怎么会是有义盗呢？大家想想有没有义盗，有没有儒将，如果有义盗，有儒将，怎么就不可能有可爱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个可爱的奸雄。诸葛亮则是一个备受推崇，其实却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独的人，这是他们自身的区别，也是他们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文艺渲染。由于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本身就存在着差别，到了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这种差别被放大了。比方说曹操讲：宁我负人，毋人负人。八个字，还不是正史记载，到了《三国演义》里就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人。放大了，本来人家话是有对象的，宁肯我对不起他，不可他对不起我，是一对一的，加上一个天下人，变得普天下人了，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诈和残酷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是被放大了的。另一方面，诸葛亮的智慧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也被放大了，什么草船借箭啊，借东风啊，空城计啊，编出多少故事来，因为这一段实际上在史书的记载上是空白啊，那么这样一种做法，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它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话要讲清楚，文学艺术作品要做什么呢？塑造典型。典型有两种，一种叫科学典型，一种叫艺术典型，科学典型选择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标本，标本一定是这个物种当中最普通的那一种，一定没有任何特殊性，他才标准，标准的本嘛，标本嘛，比方说你做个臭虫标本，你一定要找个最一般的臭虫那才叫标本，叫科学典型。艺术典型刚好相反。艺术典型一定要把一个人当中某一个性格他把它突出出来，比方说要描写一个人非常吝啬，就吝啬到什么呢？吝啬到偷自己家里的东西，他才成为艺术典型，文学艺术作品他塑造典型那么这两个人他一定要把他典型化，一定要把他们身上某些特点加以渲染、突出，他才有艺术价值。所以说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来讲，文学家、艺术家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观众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这是文学形象，不是历史形象。这是两个概念。这两个形象可以并存，但我们要把他分清楚，否则就是一笔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