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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更简单。把卡利带到医院来是我的主意。
“她今后就是你的老板。”霍华德说指着病床上我的躯壳说，“你将为她服务，保护她，在必要的时候为她献出生命。”
卡利发出来一种如同猫在清嗓子的声音。“这老太婆还活着？”他说，“她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
然后我进入了他的意识。在那颗仿佛被挤扁了的小脑瓜里，只留存着原始的动机：饥饿、干渴、恐惧、骄傲、仇恨，以及取悦他人的愿望——这源自一种模模糊糊的希望得到归属感和被人关爱的欲望。我利用了这种欲望，将其放大增强。卡利在我的房间中连续待了十八个小时。当他离开房间去帮霍华德打包行李并做其他旅行准备时，原来的卡利只剩下高大的肉体、力量、灵敏，以及取悦我的欲望。
我从来都不知道卡利是他的姓还是名。
我年轻的时候，每次外出旅行都会犯一个毛病——我抵抗不住收集纪念品的诱惑。同威利和尼娜在维也纳的时候，我经常想立刻就去买纪念品，这也成了我的侣伴取笑我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旅行过，但我收集纪念品的毛病并没有完全消失。
3月16日晚上，我让霍华德和卡利开车去德国城。对我来说，那些街道如同隐约记得的梦中景物一般。尽管霍华德被调教过，但我相信如果不是卡利在他身边，他到了那个黑鬼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浑身发抖。
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只记得他的姓和别人对他的描述。霍华德接触的四个年轻人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就用五花八门的绰号加以回答。但问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一个大冷天里仍然穿着破烂运动衫的十岁孩子——他说：“我知道，伙计。你是说马文·盖尔吧。他刚从牢里放出来，伙计，因为发动骚乱什么的。你找马文干什么？”
霍华德和卡利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反而从孩子口中套出了马文家的位置。马文·盖尔住在一座朽败的、石棉瓦屋顶的联排房屋的二楼，紧挨着两座高高的公寓楼。一个男孩打开了门，卡利和霍华德走进屋子，只见客厅里坐垫下陷的沙发上盖着一层粉红床单，一台古老的电视中一个绿皮肤的知识问答节目主使人正兴奋地讲个不停，灰泥已开始剥落的墙上贴着宗教宣传品和一张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一个趴在沙发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傻傻地看着两名来访者。
一个肥胖的黑人妇女从厨房中走出来，一边在花格子围裙上擦着手，一边问：“你们俩要干啥？”
“我们想找你的儿子谈谈，夫人。”霍华德说。
“谈什么？”女人质问道，“你们不是警察。马文什么也没干。你们走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夫人。”霍华德谄媚地说，“我们只是想给马文提供一份工作。”
“工作？”女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卡利，然后又看着霍华德，“什么工作？”
“没事的，妈妈。”马文·盖尔站在内走廊的门口，只穿着一条旧短裤和一件超大的T恤。他脸部松弛，眼神涣散，就像刚睡醒一样。
“马文，你用不着同这些人说话——”
“没事的，妈妈。”他盯着母亲，脸上死气沉沉。见母亲垂下头，他转头看着霍华德问，“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们能到外面谈谈吗？”霍华德问。
马文耸耸肩，跟我们走出房间。外面黑黢黢的，寒风凛冽。在母亲的抗议下，马文关上了门。他抬头盯着卡利，然后走到霍华德面前。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兴奋的光芒，仿佛他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并且乐见其成。
“我们将给你一个新的人生。”霍华德小声说，“一个全新的人生……”
马文·盖尔刚想张口讲话，我就从十英里之外挤入了他的意识，这个黑人男孩的下颌张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严格地说，在我向格朗布索普告别前的最后几分钟，我曾操控过这个男孩，所以这次“进食”或许会容易那么一点点儿。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我患病之后，念控力已经大涨。透过霍华德·沃登的感官过滤，同时操控卡利、我的医生，以及不同地方的好几个被调教的傀儡，我的意志之钳依然如此有力，以至于那个黑人男孩倒吸了一口凉气，踉跄着后退了，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等待我发出第一条命令。他的眼神不再像瘾君子那样颓废，而是像大脑严重受损的人一样，空洞地瞪视着虚空。
马文·盖尔的生活、思想、记忆和可怜的抱负永远消失了。这种彻底的调教，我从没有一举成功过。我几乎忘了我那具躺在医院病床上完全瘫痪的躯体。在休厄尔护士的按摩下，这躯体会不时地抽搐一下。
马文·盖尔——如今只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皮囊——静静地在寒风和黑暗中等待着。
我最后通过卡利说话。我不需要直接向卡利下令，只需要让他去听霍华德的意识。“去穿好衣服。”他说，“把这个给你母亲。告诉她，这是预付的薪水。”卡利将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交给这个年轻的黑人。
马文返回房间，三分钟之后走了出来。他只穿着牛仔裤、毛衣、运动鞋和黑色皮夹克，没有携带任何行李。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可以在搬家之后为他准备几套服装。
在长大成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记得家中始终都有黑人奴仆。回到查尔斯顿之后恢复这一惯例也不是坏事。
我不能不带什么纪念品就离开费城。
三天之后，由若干辆卡车、两辆豪华轿车、一辆租来的厢式货车（里面装着我的床和医疗器械）组成的车队上路了。霍华德开着家里的沃尔沃先行出发——贾斯汀称它为“蓝色窝窝”——去为我回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比如打开宅子的窗户透气。
我们在入夜之后很久才到。卡利把我抬上了楼。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举着静脉注射的输液瓶跟在一旁。
我的卧室亮着灯，被子掀开到合适的位置，床单干净而清爽。床、梳妆台、衣柜都是黑檀木做的，散发着擦亮剂的柠檬香味。我的梳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梳妆台上。
我们都哭了。卡利温柔地、近乎虔诚地把我放在长长的床上，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矮棕榈叶和含羞草花的气味从窗户缝里飘进来。
医疗器械被搬上来安装好。闪着绿色荧光的示波器在我熟悉的卧室中显得格格不入。有那么一小会儿，所有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哈特曼医生和他的新婚妻子欧德史密斯护士给我做身体检查；霍华德和南希规规矩地站着，贾斯汀站在他们中间，仿佛在照全家福；年轻的护士休厄尔在窗边对我露出微笑；穿着白色勤杂工制服的卡利站在门边，看起来仍然十分高大；马文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擦洗干净的手上戴着白手套，他深黑的脸几乎融入了黑漆漆的走廊背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