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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勋、姚好古，甚至吴鹤年，包括喜好喷人的方补真，以及允文允武的杨行健、鞠胜，圣人苗裔颜之希，连中三元王宗哲，谁人不是学富五车，哪个不是才华出众？就连罗国器本人，也是尼山书院出来的。虽然因后来从戎，把学问丢下了一些，可是底子还在。也绝非不学无术之辈。
而若与方从哲相比，洪、姚诸人，或长于远略，或行事沉稳，或特有治民之才，或专行耿直之道，或勇敢，或博学，或遵循礼制，循规蹈矩，或更具武风，临战不惧，毋庸置疑，自也确实各有所长，皆有胜其之处，然若只论捭阖纵横之术，却是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
还是在船上的时候，罗国浏览器上输入看最新内容－”器与方从哲在船头闲谈，想起来邓舍曾经多次仿照关铎问志的故事，问过臣下诸将之志。因此引申开去，略谈及诸人当时的回答。又问方从哲，道：“不知中涵志向为何？”
中涵，是方从哲的字。
方从哲迎对海风，远望浩瀚，清瘦的脸上神采飞扬，袖手而立，衣衫飒飒，慨然答道：“时当乱世，未及太平。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或解两国之难，或使两国亲如兄弟。用我者存，不用我者亡。是从哲志也。”
这句话，化自子贡之语。罗国器见其风华正茂，气度慷慨，不觉目眩神迷，由衷称赞说道：“辩士哉！此前贤之志。”
战国以降，历代的儒家其实对纵横家是看不惯的，以为苏秦之流只不过逞口舌之利，奔走诸侯间，朝秦暮楚，言必称利，没有道义可讲。但是，方从哲借用子贡的话来明志，本质一样，意思便不同了。“此前贤之志。”
此番海东使团长途跋涉，来至东吴，目的是为了借粮。但是，究竟能否说动张士诚，不止远在益都的邓舍没有把握，身临其境的罗国器也是一样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东吴富庶，粮食肯定是有的。
但是，却有两个最大的麻烦。或者可以说，是三个。
其一，张士诚府中有很多的官员，本来都是蒙元之官。只因他的投降，才又转投在他的手下。比如行省左丞周伯琦，招降张士诚的就是这一位，本为蒙元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又比如行省参知政事严蒙古不华，本为蒙元宜兴分帅。再又如行省宪使完颜，本为蒙元常州路总管。等等。
这些人皆是位高权重，且大多对蒙元忠心耿耿。就又便如完颜与严蒙古不花，现在是名义上张士诚的臣下不假，可是在张士诚投降前，他两人却也曾与常州路同知，另一个叫做李秉方的，合力一处，在阳山抗拒了张士诚长有十六个月之久。对蒙元的忠诚不言而喻。
海东前来借粮，乃是为大事。料来定也瞒不过他们，必然阻力重重。
其二，就算能把他们说服，或者能把他们绕过去，直接去对张士诚讲说辞。但是，就有把握能把张士诚说动么？
虽说张士诚既降蒙元，与海东即便为敌国。但是他的投降，一来，不见得有诚心，二来，且他与海东也没甚么仇怨。要说起来，或许他也不会太过分地为难罗国器与方从哲。若真把他说动了，没准儿他也还会看在与高丽通商的份儿上，给点粮食与海东。然而，问题麻烦就麻烦在，他却与朱元璋有仇。而海东与朱元璋，却又同为宋臣。
尽管到目前为止，邓舍与朱元璋的来往还并不多。可是，张士诚会肯理会这些么？落在他的眼中看来呢？邓舍与朱元璋来往再少，也是同殿称臣，同气连枝。邓舍与东吴的交往再多，也是彼此互为敌国。
现今，张士诚的势力已然展到了徐州一地，距离山东已经不远。如果借了粮食给海东，使得海东因此而稳定了在益都的地盘。会不会反而造成邓舍联手朱元璋，一个在西边，一个从北边，两路联手，夹攻东吴的后果？若是果真如此，岂不成了养虎为患，他张士诚自食恶果？
不得不深思之，谨慎之。这便又加深了罗国器与方从哲出使的难度。
其三，还是徐州。
小明王现在安丰，离徐州也不是很远。刘福通虽虎落平阳，其势未倒。若是借了粮食给海东，即使海东因要对付察罕，而顾不上与朱元璋联手夹取东吴，但是会不会因小明王的旨意，遣派一路偏师，配合安丰，夺取徐州呢？徐州是重镇。得了徐州，就等同打通了淮泗的通道。益都与安丰便就能连成一气。再远至金陵。三点一线。以点成面。南北呼应、东西应和。上则可迎取晋冀，下则可席卷江浙。亦不可不防。
总而言之：不论从公，张士诚降了蒙元，与海东为敌国；抑或从私，相助海东，很有可能招致东吴自讨苦吃。他都没有理由借粮给益都。要想将之说动，顺利完成任务，难度太大。杨行健出使台州，难度有没有？有。但是，要比之罗国器与方从哲出使东吴的难度，却还是远远不及。
罗国器与方从哲议论，忧心忡忡，说道：“今俺与君使东吴，成，则益都稳。不成，则益都堪忧。出言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