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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来了。这两位先生是洋葱地窖的常客,随身带着相当无聊的苦闷。伍德哭泣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想改宗或者已经改宗或者已经第二次改宗。抽烟斗的瓦克莱哭泣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二十年代为了一个放肆的丹麦女子而放弃了大学教授职位,可是,这个丹麦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南美人,替他生了六个孩子。这使瓦克莱耿耿于怀,又使他不能安稳地抽烟斗。有点阴险的伍德劝施穆的妻子切洋葱。她切了,眼泪来了,开始把心里话往外掏,揭发老板施穆。她讲的事情,奥斯卡得体地加以保密,不再向诸君转述。施穆一听,向他的妻子猛扑过去。这非得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来阻拦才行,因为桌子上到处放着厨房用的刀子。他们拦住这个狂怒的家伙,直到轻率的比莉跟她的男朋友伍德和瓦克莱溜走为止。
施穆激动而慌张。我看见他双手在颤抖,一再去整理他的洋葱方巾。他几次走到帷帘后面,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末了,拿了满满一篮子洋葱回来,强作笑容,以不自然的高兴劲头向客人们宣布,他,施穆,今天兴致勃勃要当施主,免费赠送每位客人一个洋葱,说罢就分给大家。
当时,连一向觉得人生这类痛苦的经历犹如一出好戏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话,那也是相当紧张的。他拿起长笛准备吹奏。我们都明白,紧接着给这些敏感而有教养的女士们先生们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机会,是多么危险。
看到我们拿起乐器准备奏乐的施穆,偏偏禁止我们演奏。在一张张桌子上,厨房用刀开始它们的切碎工作。几层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经被推到一边,遭人冷落。带淡绿纹道的透明洋葱肉陷于乱刀之下。奇怪的是,哭泣并非从女士们开始。那些正值最佳年龄的先生们,一位大碾磨厂老板,一位携带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饭店经理,一位贵族总代表,满满一桌到城里来开董事会会议的、身穿绅士服的工厂主,一位秃头演员——我们都叫他“格格响”,因为他在哭泣时总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所有这些先生们,在女士们帮忙之前,先流开了眼泪。可是,女士们和先生们并非沉溺于第一个洋葱所引起的那种使人得到解脱的哭泣之中,向他们袭来的是一阵阵痉挛式的啼泣。“格格响”咬牙切齿,委实吓人,活像一个要引诱剧场里每一个观众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员。大碾磨厂老板让他的修饰整洁的灰发脑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饭店经理把他的啼泣痉挛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痉挛混在一起。施穆站在梯子旁边,板着面孔,不无享受地审视着已经半失去控制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当着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衬衫。那位饭店经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肤,从一张桌子蹦到另一张,跳起舞来。大概是东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开始了。这开端虽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详尽地加以描摹。
不仅施穆失望了,连奥斯卡也厌烦地皱起了眉头。一些低级的脱衣场面,几位绅士穿上了女子内衣,男子气概的女士们抓起领带和背带,有几个双双钻到桌子底下。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响”,他用牙齿撕碎了一个胸罩,咀嚼着,也许已经吞下了一部分。
这种可怕的吵闹声,这种毫无内容的“哟喔”、“呜哇”的叫声,八成使施穆失望了。他也可能害怕警察当局,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我们探过脑袋来,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随后捅捅我,细声说:“音乐!你们听着,奏乐!奏乐,结束这场胡闹!”
事实表明,容易满足的克勒普开心得很。他笑得前俯后仰,没法吹长笛了。把克勒普当师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虫,这时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只剩下奥斯卡一个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赖我的。我从凳子底下拽出铁皮鼓,镇定地点上一支烟,开始击鼓。
我毫无计划便击起鼓来,只想让人家明白我的鼓声的含义。我把通常的夜总会音乐的曲目全都丢在脑后。奥斯卡也不演奏爵士乐。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看成一个发狂的打击乐手。虽说我是个老练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纯血统的爵士乐师。我喜爱爵士音乐一如我喜爱维也纳华尔兹。这两种音乐我都会演奏,可我不想演奏。施穆请我击鼓时,我不演奏我会的,而是演奏源自心里的。奥斯卡成功地让一个曾经永远是三岁的奥斯卡捏住鼓棒。我回头沿着老路敲去,让三岁孩子视角中的世界清晰地显现出来,首先控制住这个没有能力进入真正的宗教仪式中去的战后社交界。说得明白些,我带领他们走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走进考尔阿姨的幼儿园,我已经让他们垂下下巴,手拉着手,脚尖朝里,等待着我,他们的捕鼠人。我于是离开鸡棚梯子,站到女士们先生们的排首。作为试验,我先给他们来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们像孩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