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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当年给仁宗皇帝写的万言书很多人都看过,苏景殊也不例外，他还知道当年仁宗皇帝看完之后什么表示都没有，气的他们家王叔父差点自闭。
仁宗皇帝将那份奏疏扔在一边儿当看不见，几位宰辅心没那么大,私底下没少讨论那封万言书上的内容,久而久之京城的官员就都对那篇万言书了如指掌。
老王当年在奏疏上写的明明白白,他要“改易更革”,要“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万言书里也说了现在最严重的两个问题，一是任人之失，二就是立法之弊。
立法之弊看阿云的案子就能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吵是不吵一吵吵半年，谁家好朝廷受得了这么折腾？
而任人之失……这事儿L比立法还难办。
苏景殊在州衙听了一脑门的官司,直到回到家里都没能缓过来。
这么说吧,当年庆历新政就是在用人不当上栽了大跟头。
他们能保证自己能严于律己，能保证别人也和他们一样严于律已吗？
庆历年间才华出众者不知凡几,但是文采和理政是两回事,科举考试名次高还真不一定擅长理政,就算擅长理政，那种情况下也没法保证每一步走的都是对的。
以如今朝中的形势,他不觉得事情会朝着官家和老王预想的方向发展。
他们俩靠得住不代表所有大臣都靠得住，两位冷静点想想之前的新政是怎么失败的,有没有感觉现在的局面比当年还不如？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前期稳着点慢着点真的不会让他们的变法大业毁于一旦。
小小苏大人叹了口气，趴在书房的桌子上郁闷不已。
前些年他对朝堂政事了解不多，单纯以为庆历新政失败是因为阻力太大加上仁宗皇帝摇摆不定,进入官场后才意识到失败的原因比他原本以为的复杂的多。
当年的阻力不光是利益牵扯，还有已经摆在明面上的党争。
范文正公刚刚被仁宗皇帝委以重任推行新政，石介就以一篇《庆历圣德颂》将他们架在火上烤。
或者说，他们本来就在火堆上，那篇《庆历圣德颂》又给他们添了把火，那篇文章无脑吹捧新政，骂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直接把那些反对新政的当朝大员得罪的死死的。
新党旧党在朝中吵的不可开交，仁宗皇帝想用新党重振朝纲，开始的时候新党成员春风得意，旧党的大臣只能憋着火气。
憋着火气不代表他们什么都干不了，一时间中书省弹劾范仲淹等人的奏疏堆成山。
夏竦夏英公直接去仁宗皇帝面前告状说范文正公等人结党营私，新党权势太大，韩琦、富弼等人掌握军权，西北前线的尹沫、狄青等人战功赫赫，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在谏院能督察百官，范仲淹本人更是不得了，官员的任免乃至升迁贬谪他都能管。
大权已经被新党把持，范仲淹他们看谁不顺眼就能随意罗织罪名弹
劾罢黜，看上哪个职位都能把人弄下去换上他们自己的人，官家真的放心让他们继续一手遮天？
夏英公说的很吓人，不过当时新政刚推行没多久，仁宗皇帝信得过新党臣子的人品，并没有因为那些弹劾而停止新政，只是信得过是真，心里打鼓也是真。
仁宗皇帝的脾气大家伙儿L都清楚，说好听点是从谏如流，说难听点就是耳根子软，明面上看着没有将夏英公的弹劾放在心上，私底下却还是拐弯抹角的询问，只要范仲淹否认他就能当这事儿L没发生过。
范文正公知道仁宗皇帝在担心什么，但是却没有和仁宗皇帝想的那样否认结党，而是直接承认了这件事。
皇帝优柔寡断，与其一直否认，不如让皇帝觉得朋党并不都是党同伐异不问是非的存在。
汉末的党锢之争和晚唐的牛李党争的确都危害朝廷，但是朋党也有正邪之分，不是所有的朋党都会危害朝廷，君子之间结党是为了家国社稷，和那些一心为私的小人不一样。
不这样解释不行，哪个读书人没有朋友，有朋友就能被扣上朋党的帽子，他早年就因为所谓的朋党被逐出京城，现在正是推行新政的关键时候，说什么都不能再栽在这上面。
可惜范文正公还是高估了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仁宗皇帝觉得从来没有什么君子党，只要结党就肯定对朝廷没好处。
看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就知道，牛李两党都觉得自个儿L是君子对方是小人，结果呢，最后还是把大唐给折腾没了。
那次君臣二人还说了什么外人不清楚，反正新政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欧阳公知道这事儿L后很不服，当即给皇帝写了份《朋党论》的奏折为老友打抱不平。
小人无朋，君子有党，君子行事遵行忠信爱惜名节，说要齐心协力干什么就一定会有始有终，小人能这样吗？
周朝时君子结党醉兴盛，而周有国祚八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