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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堂子里的事，说忒贵。再上街的时候，若是偶尔碰上个熟人，她也说：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人家说：啥？她说：味。有邪味么？
再后来，她出门收破烂的时候，也尽量穿得整整齐齐的，常走那条街……可她再也没碰上过她的大儿子。
其实，不光是老大，老二也嫌弃她身上的味。二国在县中上学时，仍然不肯让虫嫂到学校里去看他。二国性格绵软些，不像大国脾气那么倔，可他更爱面子。二国虽也不大爱说话，但心思缜密。先是约在小桥上见面，后来他不停地更换跟虫嫂见面的地点，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从二国上高中开始，虫嫂就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粮，都是按二国指定的接头地点见面。那些年，每逢到了让家长签字时，二国先是自己冒名签……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去找大国，让大国代“家长”签字。其实两人早就见过面了，只是不让虫嫂知道。弟兄俩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国仅是代“家长”签字，别的不管。钱粮仍由虫嫂负责，一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二国有一点好，见了娘，他不多说话，也不厉害人，还知道问一声冷暖。就这一点，虫嫂就很满意。一直到二国考上了大学后，仍然是虫嫂每月初一从邮局给他寄钱。
三花最小，心善，也是兄弟姊妹三个中惟一喊妈的。这一点让虫嫂十分欣慰。她虽然在县城边上住着收破烂，离三花上的中学很近，可她早已习惯了避人，不到学校里去，不给孩子添堵。她仍然是私下里跟三花见面，是她主动要求的，这种联络方式已成了一种习惯。偶尔，放假的时候，三花也会偷偷地跑到她收破烂的趴趴房里帮她干些活，整理一下那些收来的书报杂志。可虫嫂坚持不让她出门，怕万一让人看见，丢了孩子的脸。
那时候县城还未大面积地扩建，就那么几条主要街道。在那些年份里，在县城工作的人隐隐约约都会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很挣扎地在路上走着。这女人有个特点，无论冬夏，她手里都拿着一把破芭蕉叶扇子，一路上拍拍打打的。忙的时候，那把芭蕉叶扇子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儿上。那扇子已破得不成样子了，扇把儿上缠着一圈一圈的毛蓝布，把儿上的毛蓝布已被脏手摩挲得油污污的，成了黑的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虫嫂每日里推着那辆破三轮车，在县城里吆喝着收破烂。她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又供老三……一直到把三个“国”全都供出来，都有了工作，且先后成了家。
据村里人说，街口上一家邮电所的人全都认识她。她一去，邮电所的人就说：来了。她说：来了。办完了事，她人一走，邮电所那个给她办汇款手续的姑娘逢人就说：你别不信。就她，就这小个女人，收破烂的，养了仨大学生。
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份快乐。在县城的那些年，是虫嫂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有一段时间，她的三轮车把上，除了那把扇子，还挂着一个小收音机。那小匣子也是人家不要的，匣子用胶布粘着，摇一摇还响，她还听戏呢。常香玉、申凤梅、七品芝麻官之类，她都喜欢听。还听人说，隔墙那收破烂的老头看她利索、能干，也常去帮她拾掇拾掇。夜里，也敲过她几回门，有点“那个”她的意思……被她拒绝了。
虫嫂是后来得了腿疼病，实在走不动了，才回村的。
据说，虫嫂是打了一辆“面的”回村的，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
虫嫂回村那天穿得十分体面。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栽绒小大衣，脚上还穿着一双新买的半坡跟的皮鞋，显得很阔绰。只是手黑。她回村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谁都知道，她的三个孩子，全考上了大学，都成了国家的人了。在平原的乡村，母以子贵啊！虫嫂这次是彻底翻身了。她大大方方地走在村街上，见人就打招呼。人们说：呀，这不是拐嫂么？回来了。她说：回来了。人们说，可有些日子了？她说：是呀，是呀。
虫嫂这次回来，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每一家都去送了礼，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她逢人就说：大国很好。二国很好。三花也中了。都是国家的人……分开这么多年，人们也不再嫉恨她了，都说：仨大学生，你该跟着享福了。她还谦虚了一下，说：腿疼，指头疼，也享不了几天福了。
全村人都看着这个小个女人，人人都摇着头，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一个偷了一辈子的女人，如今竟也衣锦还乡了。这就像是一个奇怪的梦。夜里，村里有好多人都睡不好觉了。有人私下议论：啥理呀？没理。你说，她一个偷儿，她教育谁呢？她怎么教育的？可她的三个孩子，怎么就一个比一个出息呢？有人叹道：这世道真是变了呀。
在村街里，人们互相见了，指着虫嫂家的房子，一个个感叹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真是命好啊！
不料，虫嫂回乡下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又要到城里去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