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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关于抽烟，阿城还曾说起过一个段子：
他说他有一个老同学，叫做付肆，姓付，家中排行老四，这人数学不是很好，曾闹出过一些笑话，所以大家有时候开玩笑的叫他0-4。
两人好几年未见面了。
某天付肆对他说：阿城啊，你抽烟抽了十几年了，这钱可以买一辆飞鸽自行车了吧！
是啊，阿城回答，你我工资都一样吧。
付肆说，一样啊。
阿城说，你从来不抽烟，让我看看你的那辆自行车在哪呀？
段子说完，阿城便哈哈大笑，随手摸出香烟又点了一支。
说起陈凯歌，便要说一下戈文授权给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士兵突击》。
几个月前，戈文将自己的小说《士兵突击》以一毛钱的版税让给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魏必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部电影的电影导演要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四人联合执导。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拍摄，《士兵突击》已开始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所以单位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陈凯歌、李少红和田壮壮三人有时会回北京来办事。
陈凯歌正是知道戈文在北京的消息后，才慢慢的融入了这个圈子。而有着陈凯歌的引路，和他同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级校友顾长卫、张黎等人也加入了文化沙龙。
阿城除了作家的身份外还是一名画家，五年前的星星画展，他正是其中的一名主力。再加上1983年戈文在复旦大学的“实验绘画展”上认识的一些画家，于是这个文化沙龙里又出现了很多年轻的画家。
随着四合院成为北京最有名气的文化艺术中心，随着电话、电报、信件的传播，慢慢的又有很多外地的文艺青年也会来朝圣。
正如前文所说的，这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会全国各地到处跑，他们囊中羞涩，到了某地，就不得不要找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来借宿，否则就会露宿街头。
而四合院正是一个很好的修整地。
戈文还记得一个外号叫做苦茶的流浪艺术家。
在戈文的书房，当年苦茶为他画的一幅肖像画依然搁在书桌右侧的杂物架上头。
那副肖像画里，戈文微笑的盘膝坐在矮炕上，窗户外的阳光射进来让他的身影一半光明一半幽暗。在肖像画的右下角写着“画戈文1985.1苦茶”。
那天中午，戈文和苦茶就这几个馒头，一叠花生米，硬生生的喝了两瓶“老白干”。苦茶和戈文大谈法斯宾德，甚至预言般地说他渴望象法斯宾德那样夭折而死。
然后，苦茶趁着酒兴给戈文画下那副肖像画。
第二天，苦茶这人连招呼都不打，便飘然而去。
几年后，被西方媒体赞誉为能够用“铅笔画出彩色”的女画家萧晏晏在戈文的书房里看到了这幅画，然后，默然的告诉戈文，苦茶在一年前死于车祸，他酒后骑摩托车撞在大树上……
这些年来，诸如苦茶这样的朋友离开的消息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传来一次。
又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嘎然而止，他们象停走的钟，时针永远凝固在某一刻度旁。
……
在四合院，戈文曾和刘长乐议论过某位批评家的修辞风格。
刘长乐说，这个批评家常常使用“我们一向认为”，“我们历来主张”这类句子。
戈文笑着调侃：他肯定非常亢奋，一边写还一边拍大腿。
刘长乐说：他还频繁作总结，喜欢用“毫无疑问”，“由此可见”，“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段落的开头。
戈文笑了：他的大腿要被他拍红了。
此时的刘长乐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编辑，丝毫看不出有一丝后世那个媒体大亨的气质。
在四合院，戈文曾听一个笔名叫做燕语呢喃的女诗人转述中国的计划生育运动考察报告。
她说，在计划生育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是这样的：上联:横下一条心，下联:割断两根筋，横批:打一场计划生育的歼灭战!
许多年以后，《天涯》杂志推出一个专栏叫“民间语文”，里面便刊登了这条对联。
那天，另一个笔名叫做“cn贰伍肆壹”的学生诗人也补充了一些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他说农民对城里人跑到乡下强迫给农民做结扎“敢言不敢怒”。
农民们向城里派来的干部和医生抱怨说：你们城里有电视看、有电影看，我们乡下只有这么一点点“文化生活”，你们还要把我们“咔嚓”一下!
这个学生诗人一边用湖南口音转述农民的抱怨，一边用手势做剪刀状在空中挥舞，那发唬的样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后来，戈文问这个学生诗人才知道，他笔名中的cn两个字母指的是“处男”两字，而这正是受了戈文言语的影响。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