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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之后，我吃着香瓜，却觉得不甜，没有老许家的瓜甜。
也许，是因为我心情不好的缘故吧。
钟点工苏平，她远去的背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还有她低垂着目光，在打折区翻捡蔬菜——
她所做的那些，我都经历过。
90年代末期，我那时候离婚了，也没了工作。工厂都停产。
我自己带着孩子，艰难地打工。买点肉，都给儿子包饺子。
那时候小城里没有超市，我就去早市买菜。去早市买菜要晚点去，早市要关门的时候，菜就便宜。
卖不出去的菜，就一堆一块钱。我买两堆菜回家，就够吃几天的。
这些年，我要是放弃写作，可能就没有今天。
一边打工，我一边写作。写作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道光，让我能忽略打工时候的辛酸和劳累。
后来，我写了一本长篇，发在小城的一本内刊上，还得到1000元的稿费。
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当时，我们小城的报社新发行一张晚报，要招聘一些记者编辑，我就去应聘。
我的年龄都过限了，也没有一张正经的文凭，人家不要我。
我就说：“你们招聘里不是写着：有特殊才能的人员，条件可放宽吗？”
晚报老总就问我：“你有什么特殊才能？”
当年，小城里能写一部长篇的并不多。
我就说：“我写了一部长篇，发表了。”
老总让我把刊登我小说的杂志给他送去，后来，我就到报社做记者。
几年后，房价开始飞涨，我在报社赚的工资根本追不上房价，买不起房子。
我选择辞职，专职写作。写了十几年，用稿费买了房子。
我写了好几本书，还换来一个作家证。
生活好起来，不过，生活中又好像缺失了什么。
我宅在家里写作，太久没有融入社会了。
每当我没有灵感，写不出作品的时候，我就去外面打零工。
我做过的工作很多，在快餐店择菜，在大学食堂卖饭，在面馆刷碗，在早餐铺蒸包子，在澡堂子收拾卫生……
曾经有一度，我还想去大街上做环卫工，体验一下环卫工的生活。
虽然我是作家，但作家没有工资。
作家就是一个职业，就像瓦工一样，不干活就没有工资。
当我写不出作品，我就挣不到钱。
过去出书，只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
可如果靠1000元退休金生活，我的生活就拉不开栓，捉襟见肘。
有点小存款，我也不敢动。那是过河钱，给我的独居生活一定的安稳感。
出去打工，能找到灵感，又能赚到钱，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的社会就业机会多。只要不挑工作，总有一份工作适合我。
去打工，其实我也挑工作，坚决不做累脑子的工作，我只干出苦力的活。
因为写作就费脑子，我打工就是想让大脑休息一下，才能有灵感走进来。
苏平的窘迫，苏平不要假日，都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想起过去那些爬坡的岁月。
每一个独自抚养孩子爬坡的男人和女人，都值得被尊重。
上午，我去老许家上班，特意赶在九点半到许家的，但苏平已经收拾完房间，离开了。
她是故意避开我的吧，免得想起昨晚在超市她被理货员欺负的一幕？
今天苏平没有洗衣服。
但苏平把屋子里的柜柜箱箱里外都擦了一遍，尤其门口的鞋架擦得一点灰尘都没有。
她甚至还细心地用抹布擦拭了许先生和夫人的皮鞋。
我想，苏平是用这种方式感激许先生昨晚仗义相助。
我们的雇主许先生，多金，帅，但这不是他的标签。他的标签就是侠客精神。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上午来许家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一盆仙人掌，当不当正不正地放着，就伸手拿起花盆想放到窗台上。
结果，手指不小心被仙人掌的硬刺给扎了，硬刺断在手指的肉皮里，一碰就疼。
老夫人给我找来透明胶：“你用透明胶粘手指上的刺，看能不能粘掉。”
我用透明胶粘了，不好使，手指上的刺还在肉里。
我跟老夫人要针。老夫人从抽屉里拿出针线盒，挑了根细针给我，有点担心地说：“你自己能挑出刺吗？”
我说：“没问题，以前这事干过多少次。”
用针尖挑刺有绝招，就是用力把针尖扎到肉里，把刺剜出来。
必须一击必中，要是力气用得不够，针尖在肉皮上来回扎，扎多少次也挑不出刺来。
以往这个工作我是手到擒来，可现在却不行了，妈呀，我眼睛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