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拯救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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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贝尼涅典狱长没有穿越者那般“开启外挂”，拥有着精准预测历史进程的“超能力”，但作为共和国司法体制内的“中层干部”，贝尼涅非常清楚一个保留着虔诚宗教信仰的不宣誓修女，将会面临什么的险恶环境。
    自从1792年9月，巴黎公社的极端派势力下令关闭教堂，并流放拒绝宣誓效忠新共和国的神职人员之后，那些不宣誓的教士和修女们，就被革命法庭直接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任何一名自诩为爱国者的个人或政治团体，都可以肆意谩骂、羞辱、殴打、侵犯，甚至是私下处死这些“法外之民”，且不会受到官方的任何惩戒。
    从恐怖统治时期开始，巴黎死刑犯的最低年龄要求，一路下调到14岁（另说是16岁）；此外，对孕妇免死令的标准，由妇科医生的专业鉴定，变更为必须怀孕六个月以上。说得更直白点，就是必须是一眼就看得出来高高隆起的大肚子。
    直到重归政坛的丹东和德穆兰在国民公会上，联合提出建立一个甄别委员会，加之倡导“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巴黎激进派被救国委员会镇压，针对普通圣职者的暴力行径才有所收敛……
    而回到眼下，这些修女们尽管被无套裤汉驱赶出了修道院，自诩为“上帝新郎”的她们却拒绝离开，最终选择在贡比涅森林深处找到一个隐蔽所。
    为掩人耳目，修女们脱下圣装，穿着普通妇人的衣裳，但依然坚持每日的定时祷告，履行自己的宗教职责。
    虽然修女们的行为看似隐蔽且低调，但依然落在告密者的眼中，而且被当地警局记录在案，暂且没有行动罢了。
    一旦时局有了需要，这十六名修女随时都会被捕，继而以政治犯名义转移到巴黎。至于加在她们头上的罪名，将会是“反对共和的破坏分子，与国外间谍密谋叛国”，云云。
    典狱长贝尼涅继续说：“事实上，如果只是挽救小丽莎一人，大可以将她秘密软禁在某个地方。之前我曾想这样做过，但被孩子拒绝了，倔强的她甚至以四处宣扬我与她的真实关系来做要挟，迫使我放她回到贡比涅森林，与修女们继续生活……”
    尽管事情经过让人有些灰心，但贝尼涅语气中没有显露丝毫恼怒，更像是一位慈爱的老父亲在处处容忍叛逆期的女儿。
    基于此，贝尼涅的营救计划不是一个人，而是十六名修女，其难度陡然增加了十六倍，俨然已属于“5S级”的任务。别说一个普通监狱的主管，就连政治部警长的安德鲁都无能为力了。
    不得不说，大革命时代的修女们像极了温室的花草，习惯了暖房的空气，一旦搬出室外就会逐渐凋谢；
    她们过惯了修道院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再也不能设想过另一种日子。等到有一天，修道院的铁栅门被寻求“自由、平等”革命者用暴力砸开了，她们眼看自己自由了，反而害怕得发起抖来；
    她们不请世事，心地单纯，面对着大革命的重大事变就显得迂拙迟钝，这是很容易想见的；
    她们在长期幽居中形成的思想不能适应布满艰险的现实生活。她们甚至还不了解自己的处境，真像一直受人照顾的孩子，而今失去慈母的庇护，就只会祷告不会喊叫……
    上述这番话，是巴尔扎克对那些身处大变革时代修女们的心理状况的生动描述。
    很多时候，明知危险就在眼前，修女们仍是一声不响，表现的束手无策。像胆小怯弱的鹌鹑一般，相互聚在一起听天由命，仿佛这才是她们惟一的自卫手段。
    “抱歉，巴黎政治部的管辖范畴仅限于巴黎内的48个市街区，而且从后天开始，我就正式从巴黎警察局离职了。”
    由于马尔松因“谋杀兼叛国”而被捕入狱，使得政治部警长人选出现了一些波折。在达维的坚持下，安德鲁便继续兼职巴黎总局的工作，直到治安委员会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内部纷争。
    对于典狱长贝尼涅的请求，安德鲁没有太多的犹豫和不安，就选择了一口回绝。
    尽管在内心深处，穿越者也是非常同情这些修女们过去的种种不幸，与未来的悲惨遭遇，但要他选择不顾一切的去救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即便是曾经的那个安德鲁也承诺过什么。
    依照史实，将贡比涅修道院的修女送上断头台的始作俑者，并非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羽，而是安德鲁业已加入的新宽容派的政治盟友，两委员会中的激进派势力，也属于未来的热月党人。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激进派们故意宣扬是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羽制造了这一起“十六名修女被杀事件”，目的在于严重挫伤“罗党”在巴黎普通民众心中的崇高威望。
    精通近代史，又是外交学院的高材生，安德鲁自然清楚党同伐异的道理，尤其在他已经选择了新宽容派，那么雅各宾派的“三巨头”就将属于命中注定的敌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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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拯救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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