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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月下半旬开始，金军南下的传言就在河北一带流传。
直到八月二十二日，赵州探查到大规模金军踪迹，正式确定了金军的南下。
到八月二十七日，消息传到东京，就在东京的朝堂上迅速形成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争论的话题起初还是在关于如何打的问题上，但过了几天，话题的风向忽然就变了。
话题转变的起因是户部在政事堂提报了一份夏税征税的汇总。
其显示，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陕西诸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夏税征收情况比去年跌了至少一半。
（两税，指的是北方征夏税，南方征秋税，两淮地区部分征收夏税，部分征收秋税）
而河北两路、河东路又被赵官家免了十年税。
这下直接炸锅了。
北方往年可以征收税粮至少1700万石以上，今年上报的数字居然才800石。
这他妈的，这数据是直接穿越到崇祯年间了？
九月初一，淮南西路转运使翁彦国的奏疏也到了东京。
这是一份读起来“忧国忧民”的奏疏。
翁彦国首先陈述了淮南西路目前的民生，一句话：民心难安。
翁彦国随后又陈述了淮南下路目前的地方治安，一句话：盗匪四起。
随即，翁彦国又陈述了地方仁人志士的担忧：内有朝纲崩坏，奸臣当道，外有蛮夷窥视中原，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社稷危如累卵。
最后，翁彦国陈述了关于这一次征税的情况：臣死罪，但臣已经尽心尽力，愿陛下赐死臣。
大致内容就是这四点。
也正是这份奏疏，把朝堂的注意力，从如何支援前线，转移到了新政上。
《京畿路新农政条则》是六月初六发布的，眼下已经是九月初。
经历了三个月时间，京畿路的反抗几乎全部被快速镇压下去。
不同于王安石变法，这一次的《京畿路新农政条则》是赵官家在背后亲自主刀，快准狠。
但如果改革之路如此简单，岂不是历代帝王都可以随随便便把一个衰弱的王朝拯救回来？
改革的难点就在于，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
京畿路执行下去后，所产生的影响，也终于在这一次的夏税征收中表现了出来。
具体就浓缩在了翁彦国的这份奏疏里。
这份奏疏，表面上在谈民生，但实际上每一条背后都在暗指京畿路新政带来的恶劣影响。
例如民心难安，意思是朝廷在京畿路胡乱杀人，造成了民间的恐慌。
例如地方仁人志士的担忧，朝纲败坏，奸臣误国，外患不止，这就是直接骂新政派，尤其是高俅、秦桧等人，谄媚弄权，大兴刑狱，坑害忠良。
这份奏疏，再加上今年夏税的征收情况，立刻让朝堂上有些人找到了嗨点。
夏税收不上来，淮南路民生多艰，矛头全部指向了六、七、八这三个月的新政。
而且短短几天，就从指责新政，到纷纷奏疏希望赵官家叫停新政。
吏部右侍郎李纯佑更是沉重地说道：如果不能立刻平息内部巨大的分歧，安定各方，会给抗金带来巨大的危害。
九月初九，也就是东线的韩世忠刚刚大举歼灭完颜宗敏的第二天，东京城的赵宁接到了整整一百封奏疏，全部是请求他叫停新政的。
赵宁一把将这些奏疏全部扔在地上，怒道：“把这些官员名录记下来，若是京师的官员，立刻去查他明显田产！”
“若是地方官员，户部派人去查地方税收！”
这一百封奏疏，都是打着“抗金”的旗号，还真是让人无法反驳啊！
原本京畿路的舆论已经将新政变成了金贼最忌惮的存在，而眼下，舆论的风向似乎又转了。
仿佛新政一夜之间变成了“抗金”最大的绊脚石，必须处之而后快。
赵宁这里不仅仅有一百封要求叫停新政的奏疏，还有一百份高俅派皇城司班直从各地上报上来的民情调查。
以及东府中书省汇报上来的民情调查。
还有陕西总制置司、河北河东总制置司汇报上来的民情调查。
从多方显示看来，翁彦国的“小作文”就是另有所图。
是旧势力的一次反扑。
赵宁在京畿路把所有反抗新政的官户、形势户像杀鸡鸭一样剁了，刺激了其他各路地主、乡绅老爷们的神经。
恰好金军要南下了，这个窗口，以内部人心惶惶为由，向东京施压是最好不过的。
那翁彦国算不得大奸大恶之臣，但他明显是代表了一批人的利益，表面上是他在说话，其实背后是淮南西路官员、地主、乡绅在说话。
眼下又在朝堂上引发了大论。
京东西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各州府官员又陆陆续续上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