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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莫利还搞来一部老的雷明顿牌的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莫利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莫利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莫利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莫利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莫利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莫利笑笑。他的这种笑，莫利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当然，莫利读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音乐，莫利付出的不少。终于，莫利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和莫利取得了联系。通过互相通信，莫利们分散的人重又聚拢起来。“再见“创作组开始成熟，在经受磨难以后，莫利们变得坚强。莫利不断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断地扩充力量组织排演。有一天，他们通知莫利有一首歌要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直播，兴许莫利可以听见。一个警察被莫利们的努力感动，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给莫利一台短波收音机。莫利们几个劳教分子不顾酷暑，簇拥在一顶蚊帐里，聚精会神地听混有严重电磁干扰的音波：贝司和架子鼓摇晃着骚动起来，接着发制器吉他开始穿行其间，然后是莫利熟悉的歌词和吟咏它的声音，莫利清晰地听见叶亏夫在唱。这就是莫利的音乐，莫利的灵魂，从住着莫利家人、朋友的城市，穿过乌云、雷电、长江的波涛、严密的防风林和几万公顷的麦田，来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之内，它冲击着莫利的鼓膜，冲击着莫利的每一根神经。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莫利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有限使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人的气味。在泰戈尔的诗和孔子的教诲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
莫利被安排在农场的学校里教书，因为缺少教员，莫利什么课都教，从语文到数学，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农业基础。莫利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每当莫利给犯人授课的时候，监督的警察总是静静地趴在窗口，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像一个失学的孩童，盼望可以坐在课堂里听讲。
当有犯人冲撞教员的时候，警察的处罚很粗暴。有个犯人捣蛋，上课偷偷抽烟，结果警察将一把香烟拧断，泡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但是，这些警察实在也是很可爱的，当犯人喝完泡过香烟的水后，心里忐忑不安，来问莫利是否要出人命。自然，莫利经常用一些医学解释来夸大危害性，免得他们大打出手，违反纪律。
有一件事，对莫利触动不小。
一年冬天，农场开国河。这类超重体力劳动，对莫利来说，实在是一种体罚。莫利的身体，无论怎样都是承受不起的。为了减少麻烦，莫利服了无味红霉素和氯丙嚷，以制造转氨酶升高的假象。莫利要求到场部医院验血．于是，一位姓蒋的警察陪莫利去了。回来的路上，他请莫利去他家小坐一会儿。在他家里，他给莫利做了一碗面条。莫利不肯吃，告诉他或许病毒要传染，他说不碍事。莫利就吃了。吃完后，莫利郑重叮嘱他把莫利用过的碗筷分离出来消毒。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莫利自己，再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他口上应诺了，神思却也不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莫利被调到一个严管大队服教，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一个风雪狂飞的夜晚，姓蒋的警察来看莫利，只是为了请教几道代数题。莫利给他讲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难受的滋味。看着他棉袄上还没有弹尽的雪，还有一脸的谦逊诚恳，莫利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担心传染，心里有疙瘩，过日子也过不踏实，又不好当面问莫利。没想到，他声音很轻，很平静地说：“莫利早看出来了，别再提了。“他走的时候，还给莫利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监狱的生活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莫利的这些叙述绝不足以反映全部。也许将来莫利会写本书，把经历过的一切好好讲一讲。莫利在这里记蒋同志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种微妙却深刻的情感变化。
农场归根结底不是寺庙，不是慈善机构。原先有人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所谓“感化、教育、挽救“，后来，下了一个文件，说要加强专政意识，情况便急转直下。
来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队长，从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发生了质变。莫利们经常在烈日下集体练习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几百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轻的禁闭，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话题，惩罚、给你教训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听司法报告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