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烟台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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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烟台的缘分(第1/2页)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初夏。天津。
    张振勋在直隶总督府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等着见李鸿章。
    候客厅的椅子是紫檀木的，硬邦邦，坐久了硌得骨头疼。他端着茶盏喝了一碗又一碗，从滚烫喝到温凉，从温凉喝到彻底冷透，那扇雕花的木门始终没有打开。候客厅里还有几个跟他一样的候见者，有穿官服的、有穿西装的、有穿便衫的，彼此之间也不说话，各自端着各自的冷茶，像一排被摆在架子上的瓷器。
    张振勋第五次看怀表，下午四点了。他从巴达维亚出发，坐了二十多天的船到上海，又从上海乘内河船到天津，一路风尘仆仆，可不是为了在这里喝冷茶的。他从怀里掏出一份厚厚的公文——《拟办烟台葡萄酿酒公司呈文》——又翻了一遍。里面写清楚了投资规模、选址理由、技术来源、经营前景，每一条都有数据支撑，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还附了一份手绘的烟台海岸地图，在几处山坡上画了红圈，标注着“朝南““土质砂壤““排水良好“。
    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这份东西，每一个字都是亲自斟酌过的。可此刻坐在候客厅里，对着那扇始终不开的门，他忽然觉得，这份厚厚的呈文，跟桌上那些冷掉的茶碗一样，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
    烟台是个小城，靠海，三面环山，中间夹着一片不大的平地。城里的房子大多是青砖灰瓦的平房，街道窄窄的，路面用石板铺成，被海风磨得光滑发亮。港口不大，但栈桥规整，停着几艘挂着各国旗帜的商船，桅杆上的绳缆在风中轻轻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之前张振勋一直在选葡萄的种植地，最后敲定山东烟台，是因为那里位于北纬37度左右，与法国波尔多处于同一纬度带，两者气候条件相似，加上烟台丘陵地带原生态生长、高钙砂壤土以及海岸气候带来的较大昼夜温差，特别适合葡萄生长。
    天快黑的时候，门开了。一个幕僚模样的中年人走出来，朝他拱了拱手：“张先生，中堂大人今日公务繁忙，实在腾不出空来。您的呈文大人留下了，说看了之后再作答复。您先请回吧。“
    张振勋站起来，把那份呈文从怀里掏出来，递了过去。幕僚接过去的时候，他感觉到那人的手指蹭过纸面，迅速又漫不经心，像在收一张无关紧要的便条。
    “有劳。“他说，拱了拱手，转身走出总督府。
    门口停着马车，老汤迎上来：“掌柜的，见着了？“
    “没有。呈文留下了，人没见着。“
    老汤脸上的表情垮了下来：“那我们这趟白跑了？“
    张振勋上了马车，车帘放下来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总督府那扇朱红大门。门口的灯笼已经点亮了，红彤彤的光照着门楣上的匾额，照着门前那对石狮子。他以前在书上读过李鸿章这个人——洋务派的领袖，一手操办了北洋水师和江南制造局的人，跟外国人打了半辈子交道。他以为这样的人听到“中国自己办葡萄酒厂“，应该会有兴趣的。至少，会想见一见他。
    可人家连门都没让他进。
    “走吧，“他说，“去码头。明天坐船去烟台。“
    “不去奉天和芦台了？“
    “先去烟台。看完烟台的土再说。“
    马车驶离总督府的时候，张振勋在黑暗中坐了很久。他没有失望，也没有愤怒——在商场上跑了三十年，碰钉子这种事早就不值得生气了。可他有另一种感觉，一种更绵密的、像潮水一样慢慢涨上来的东西。他忽然意识到，他要做的事情，在天津这座城里、在那些候客厅的门槛外面，也许根本不算什么大事。
    一个南洋商人想回来办个葡萄酒厂。在总督府的文牍堆里，这大概只是一页不起眼的公文，排在某些军务、河工、税银奏折的后面，连被多看两眼的分量都没有。
    他忽然想起左秉隆那句话：“大清的病，根子太深了。“
    深到连一扇门都推不开。
    烟台到了。
    船靠岸的时候是个清早，海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阳光从雾里透过来，碎成一地金粉。码头上已经有了人声，扛货的苦力、叫卖的小贩、蹲在岸边抽烟袋的老船工，说着一口胶东话，又硬又快，像一粒粒被海风打磨过的石子。
    张振勋站在甲板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海风带着咸腥，跟巴达维亚的海风很像，可又不太一样——这风里有一种干燥的、清冽的东西，像是从北方的山野里穿过了大片农田才吹到这里来的，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他闭上眼睛，让那风吹在脸上，感觉自己的肺叶被一点一点地撑开了。
    老汤跟在他身后下了船，脚一踩上码头就四下张望。“掌柜的，这地方比巴达维亚冷多了。您真要在这儿种葡萄？“
    张振勋没回答，先蹲了下来。码头边有一块露出地面来的土，他用手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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