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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脸上的那点不平，没下去，“我就是觉得……“
她没有把话说完。
后排也有人低声接了话茬：
“头一遍上台，谁不慌啊。“
“可不是嘛，前头还压着那么一位大明星。“
“我瞧着后面那首歌唱得挺稳的。“
而那些话，都只在这几排之间打着转，传不到导演台那边去。更传不到那一张铺着绿绒布的长桌上。
厅里的空气，一半是“有道理“的附和，一半是压着没敢出头的低声鸣不平。两种声音都小，都不成气候。
台上，张蔷站在那束追光里，听着那几句话，一句一句地从绿绒布长桌那边飘过来。
“头两句飘。“
“上台走位乱。“
“这就是怯场。“
这些词，一个一个落在她耳朵里，像细针似的。
她手里的话筒还举在胸前，举着的那只胳膊开始发酸，可她不敢放下，也不敢往回缩。她就那么站着，站在台中央偏左的位置——就是那位副导演点了名说的那个位置。
她想反驳。
她也确实有话可说。她想说：我头两句是飘了，可那是因为前一秒台上还站着一个人，那一场掌声还没停，灯光还没挪到我身上；她想说，从副歌进去以后，我唱得是稳的，一句都没塌；她还想说，台下那几百位同志是拍过手的，那一整厅的人，方才都是站起来的。
可这些话，她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她一个刚上春晚舞台的新人，站在台中央，对着评委席，张口去说“不是这样的“，她拿什么说？她的资历、她的分量、她在这个厅里说话的位置，一样都不够。
她什么都不是。她只是一个被评价的人。
于是她只是站着，把腰慢慢立直了些，把话筒握得更紧了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束光里。台下有几百双眼睛看着，导演台那边也有人在等着，她不能乱，不能哭，不能转身下台。
她只能等。等这一场评完，等这个局面走过去。
侧幕的黑暗里，三个人一直站着。
吕晓晴抱着怀里的那件白风衣，听到“怯场“两个字的时候，她抱风衣的手臂收紧了一下。
她心里那口气，是堵着的。那身衣服，是她在青岛的作坊里一针一线改出来的；那首歌的调子，她也从头到尾听过不下二十遍；那两个月里，张蔷在排练室里一遍一遍地练走位、练呼吸、练最后那半拍的收尾——这些功夫，台下那些人没看见，那位副导演更没看见。
可他一句“怯场“，就把这些全抹了。
她想说点什么。可她的位置不够。她只是一个设计师，一个从青岛来的客人，站在侧幕的黑影里，没有说话的份。
她把那件风衣往怀里又抱紧了些，手指压在那道自己亲手裁出来的线上，一句话也没说。
郑导站在她旁边，双手插在那件洗得发白的导演夹克口袋里，从头到尾没挪过地方。
他干了大半辈子影视，台上台下什么路数都见过。那位副导演那一段话，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又是冲着谁说的，都在他心里过了一遍。
他心里是有火的。
他比谁都清楚，张蔷今天这一场唱得怎么样。副歌进去以后，那口气托得稳、收得准，台下那一片安静是真安静，那一片掌声也不是虚的。这个年纪，头一回站在这张台上，能做到这一步——这个状态，是他见过的很多老演员都做不到的。
可那位副导演谈的，从头到尾都不是“唱得怎么样“。他谈的是“头两句飘“、“上台找不着台“，是那些细枝末节；那些话，是拣着来的。
郑导没有出声。他不能出声。他不能说的一句话，是因为那位副导演说的那些话，从字面上一句都没错——头两句确实飘了；上台的走位，确实乱。人家挑的，不是实情上的毛病，人家挑的是可以摆到桌面上的、无从辩驳的毛病。
这一手，高就高在这儿。
他把下巴绷得更紧了些，眼睛盯着台上，一句话没说。
张家栋站在最边上。
那段话他一句没漏，全听进去了。听着“台风不稳““头两句飘了““妨碍导演组思考“这几句，他心里那杆秤，是在一分一分地沉的。
他明白，今晚这一手不是临时起意。台下那位副导演说的是实话——头两句确实飘了。可这话说出来的时机、说的位置、说话时背后那点分量，都是拣出来的。
他侧眼看了看台上那道站得笔直的背影，什么也没说。
他也有一个位置上的顾虑——他是从青岛来的，是个“厂里的厂长“，这个厅里的节目该谁上、该谁压轴，没有他置喙的份。他能做的，就是把台上那孩子的状态看住，别让她乱了。
三个人都沉默着。
而在演播厅另一侧的墙根下，一个从进厅起就没敢往前站的人，把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