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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纬今天在会议室里说的那句话——“我憋得太久了。”
他回到家里，妻子正在厨房里忙活，锅里炖着白菜豆腐，热气腾腾的。儿子趴在桌子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母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缝一件旧棉袄上的扣子。
他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沉默了好一会儿。
晚饭的时候，妻子问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下午开会的事说了。妻子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手里的筷子在碗里拨弄了几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他说了一句：
“你要是想去，就去吧。”
刘启英愣了一下。
“我知道你憋屈。”妻子放下筷子，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多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理解，“你搞了十几年技术，现在跑到人事处去管档案，你心里不痛快，我看得出来。”
她伸手拿起汤碗，给刘启英盛了一碗汤：“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要是不去试试，我怕你后半辈子都在后悔。”
刘启英端着那碗汤，汤很烫，烫得他手指微微发红，他却舍不得放下。
十月的北京，天已经凉透了。
公司成立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一份正式文件上落了章。没有剪彩，没有揭牌仪式，没有领导致辞，甚至没有任何像样的庆祝。
所谓的公司办公室，只是计算所大院角落里的一间传达室。
刘启英跟着王树和、杨宗纬、张祖祥几个人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几秒。
屋子大约也就十几平方米，水泥地面坑坑洼洼的，墙角结着蜘蛛网，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透进来的光都是浑浊的。
屋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桌，也没有椅子，连个像样的电灯泡都没有。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墙角那个落满了灰的破旧铁皮柜子，上面的锁已经锈死了，怎么也打不开。
“这就是咱们的办公室？”一个年轻技术员站在门口，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苦笑。
杨宗纬没有接话。他走进屋子，环顾了一圈，然后蹲下身，伸手摸了摸地面上那层厚厚的灰。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一句：
“先打扫卫生吧。”
那是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议程只有一项——打扫卫生。
刘启英从隔壁借了一把扫帚，弯着腰，从屋子最里面开始扫。灰尘扬起来，呛得他直咳嗽，他没有停手，一笤帚一笤帚地扫过去，把那些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灰土一点一点地清出屋外。
杨宗纬端了一盆水进来，蹲在地上擦窗户。他用一块旧抹布，先把窗框上的灰擦掉，又沾了水，一遍一遍地擦玻璃。擦到第三遍的时候，窗外的光线透进来了，落在屋子中央那片刚刚扫干净的水泥地上，亮堂堂的。
刘启英直起腰来，看着那道光，忽然觉得——这屋子好像也没有那么寒碜了。
打扫完卫生之后，几个人去隔壁借了三张长条板凳，又从所里的仓库里翻出了一张缺了一条腿的旧桌子，垫了几块砖头，勉强能用。墙上钉了一颗钉子，挂上了一块小黑板。
这就是公司全部的硬件设施了。
三张长条板凳，坐下了公司全部的十一名员工。
王树和站在那块小黑板前面，手里捏着一支粉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同志们——咱们公司，今天算是正式成立了。”
他的声音不高，甚至带着几分沙哑，但在那间狭小昏暗的传达室里，却格外清晰：“咱们没有钱，没有设备，没有业务，甚至没有一块像样的招牌。但我们有一件事——计算所的技术底子。这是咱们唯一的本钱。”
他转过身，在小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
“这就是咱们公司的口号。”他放下粉笔，转过身来，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口号容易写，做到很难。可咱们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了。”
没有人鼓掌。
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行粉笔字上，像是要把那行字刻进心里。
接下来的一周，是公司最艰难的日子。
杨宗纬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到处转。他去过中关村的电子市场，去过海淀区的几家工厂，去过西城的几个研究所——他像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到处打听哪里有生意可以做。
可每次回来，他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有一次，他带回了一个消息：“听说倒卖钢材能赚钱——可咱们谁认识首钢的人？”
又有一次，他带回了一个更不靠谱的消息：“有人说倒卖化肥也能赚钱——可我算了一下，咱们根本没有门路把化肥运到农村去，也绕不开供销社的体系。”
公司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