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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医院里跑了。伤病的阴霾笼罩了整整一年，宛如一场幽暗而密织的雨，不给人一点喘息的空子，冲刷得从头到脚浮现出灰暗的陈旧。眼神却被天花板上敞亮的灯光牵引，梦游般走到了骨科诊室那里。坐着李天城和艾尼瓦尔的长椅告诉了我们阿齐的所在，短暂的眼神交汇算是打过招呼，教练走进了诊室，我们仨留在了外面。没敢和理工的同学坐在一块，即使艾尼瓦尔明显地往长椅的远端挪了挪，我们还是缩到了对面坐下。
诊室的门没完全关上，我们却没有一人进去，连张望的都没有。明明说，现在应该是在钉钉子。我们这种没什么医学常识又没受过大伤的小孩能想到什么呢？历史课讲到欧洲史的时候，看过的那张耶稣画像吧。什么意思啊？米乐毛骨悚然。听到明明这话，对面的两人不觉抬头，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明明自己的短发也都快立起来了。没人再发言，似乎都在门外的嘈杂声中捕捉着门内的动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自己好像没这种勇气。据说能听到锤子敲打在钢钉上的声音，我记不得了，耳边犹如响彻没有接收到任何频道的电台的嘶哑。“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小时候看这个故事只觉得关公勇敢无畏，后来每每读到都是不寒而栗。细碎的声音宛如噩梦的银指尖在步步紧逼。[1]
“你那时候好勇敢啊。真的像个大英雄。”
“那是打麻药了呀。我自己都不敢看呢。嘿嘿，其实没告诉你们，做这些处理之前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到了医院以后，我躺在那个救护床上，在一楼等电梯。等了有三分钟吧，电梯一直下不来——这还挺常见的。那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掉到了一个冰窟窿里，不只是太疼了，疼的要死，更是怕，短短的几分钟像几年一样漫长，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来不及治疗了，要被生生耽误得截肢了。越想越感觉脚凉透了，所以就疯了一样地哭，哭得陪我来的教练都吓傻了。后来是有个护士路过了，问我怎么回事。我稀里糊涂说不清楚，但她能看见我的状况，就说别怕，能治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她一说我就好了些，起码哭得不那么厉害了。医生护士的话的力量也太大了，好像是老天告诉我，我还有得救呢。”
而那天下午诊室外的时间与阿齐多年后和我说起的等待同样漫长。我知道，他所承受的痛苦与恐惧是我们这些肇事者与旁观者永远不能感同身受的，但那种忧惧还是在细微的响动里蚕食着内心的支柱。他不会站不起来了吧？不会以后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吧？我毁了他。米乐似乎这么说了，声音很轻很轻，轻到像花瓣冻干后的碎裂，无声无息。也许说话的不是他，而是我的内心。五月初的燥热骚动，已能够从消毒水密布的潮湿中炙烤人的心。需要一点凉气或是一点水，大概是一块冰。夏天里的一块冰，它不会融化，只属于渴望在时间里静下来打个盹的人，如果他还能背负着良心上的不安入睡。曾经那么多个日日夜夜，我躺在酷暑的封冻或灰烬的寒冷里，反复思考自己手上的血。无意中犯下的罪终究是罪，我面对它，一如米乐今天勇敢地来到这里。但该怎么弥补呢？不知我现在出现在这病房外是不是弥补，或许只是在接受命中注定的惩罚。过去曾躺在病房里的是另一个人，身上连着各种仪器，但代表心跳的那条线终究悲哀而无奈地渐渐趋于平缓。爸爸妈妈以我们今天可能有的姿态相拥着等在门外，光在黑夜里黯淡扑闪。那时的我在做什么？坐在下铺上看被自己找回手套上的那首诗，窗外深沉的夜色隐藏了一个人再不可能出现在我生活里的未来与必然。
我想到了梅梅，希望她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告诉我怎么办。但她不在。我身边的是米乐。命运对他说出了黑色的玩笑，或是一个弥天大谎。在持久的时间里转了一个大圈，我们竟来到了生命里曾记住却不曾来过的地方。
“柯柯。”忽然间，他抓起了我搭在腿上的手。我疑惑地望向他。
“你好像很难过。”他的眼睛肿得就足够让我心疼了，“是想起什么了吗？”
我垂下脑袋，点点头，又摇了摇。
“不怕。”他这么说着，却还是在夏天打抖，分明是和我一样害怕。我攥紧了他的手，一起发抖。
“队长，害怕的话就哭吧。从来都没见你哭过呢。”明明还真是不了解我呢。可望着他被反复擦试过的眼睛，我绷紧了脸上的神经，尽力地点了头。李天城和艾尼瓦尔听到了什么，从对面走了过来。前者蹲下来安慰我们，说没什么事的，霍队一定会好起来。后者缓缓解下了背上的书包，摸索一阵子后又掏出了我们曾吃过的奶干。那是一阵仓促而有些疯狂地咀嚼，我们像吃着一块必须嚼碎而又绝不想碰的苦药，闭上眼睛把它塞到嘴里大嚼特嚼。远自数千里之外的牛奶与阳光在剧烈的碰撞中化为汁水，差点呛到了我。陡然想起小学的最后两年里姐姐好像比现在胖一些，也许，只是也许，是她吃了很多很多东西吧。至少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