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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造反，在隋末年间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最流行的词汇，也是一个热门的“行业”，广大人民纷纷加入到这个时髦“行业”中来，有的仅仅是将造反当成一种职业混口饭吃而已，但也有的将其当作是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或者是“造反事业”的“职业经理”。那么，造反的利润回报到底有多大呢？最大的能达到一国之总gdp！因为，造反者一不小心就可能一飞冲天，成为新一代开国皇帝。
但是，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回报越高，风险也越大。无论是将造反当成事业也好、职业也好，通过经营造反行业有幸成为开国皇帝的，少之又少，那几率不高于“瞎猫撞到死耗子———碰巧”，也不会高于中一回六合彩头奖。首先，造反必须有民意，仅仅是出于一己之私利，或仅仅是为了反朝廷反圣上，那是注定要身败名裂的。其次，造反成功需要个人才能，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四要素，缺一不可，造反“四缺一”就像搓麻将四缺一一样，玩不了！即使造反有理、即使造反者“四不缺”且有能力、实力和潜力，那还要看造反者的造化，“造反”只是行为，而“造化”才是天命，造反者须有天命才能成为天子。而大多数造反者没有天命只是赌命而已，其宿命就是丧命、就是自己的头颅与自己的身体说“拜拜，我们各过各的吧”，甚至还会连坐亲人好友遭灭族之灾，成为自己的豪华陪葬团。所以，造反就是在玩命！
然而，在隋朝末年（大业七年~十三年间，也就是公元611年~617年），对于许多人来说，造反有可能是找死，但不造反就只能等死！所以当时在中国这块48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处处是造反者的乐园。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下至庶族百姓，中为地主土豪，上至岗头泽底、门阀士族、官陇贵族，全国4千6百万人口，不知道有多少人拿起了刀槊剑戟，揭杆起义、扯旗造反；而还没有加入造反队伍的那族人，也都在蠢蠢欲动。
冷兵器时代就是如此，有刀就是草头王！杨广的一朝暴政制造了满地暴民。
如果说在杨广眼里，草根造反不过是暴民打砸抢的勾当而已，那么，门阀士族的造反那就是政治地震！必须以暴力镇压！杨广正是以这样的暴政，开启了以暴抗暴的恶性循环模式。
中原大地上云起龙襄，居然有多达200个造反团伙，正是尔方唱罢我登场、尔方尚未唱罢我也抢着登场，真可谓英雄、枭雄、奸雄，鱼龙混杂、啸聚山林、风云际会。不少人士属于有理由要反，没有理由制造理由也要反的那一族。这其中，有农民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有官阀领导的“农民起义”，而最终成功推翻隋王朝、开启一个崭新纪元的却是后者！而且是一个当时令所有造反者都意想不到且大跌眼镜的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眼镜这玩意儿）。按照现今的话说，那就是一匹“黑马”，逆袭上位、意外拔得头筹。或者更贴切地说，此人乃是一头“黑熊”！
这头“黑熊”就是隋末唐初大名鼎鼎的唐国公李渊！
在众多的造反头目中，李渊的卡司（官阶）和咖位（爵位）都是最高的，绝对算得上是大咖一个。从还只是一个七岁孩童起，他就袭爵成为唐国公，吃皇粮，拥有一张“长期饭票”，如果非要给这份“饭票”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就是终生乃至世世代代。
在圣上和朝廷以为李渊心如止水、绝无问鼎天下之意的当头，他其实早就已经对隋朝心怀异志、对杨广“精神出轨”；当各路豪杰都已经像猛虎捕猎、饿狼扑食一般在中原大地互相撕咬、夺食争地，并与朝廷剿贼大军拼得尔死我活的时刻，已经成为封疆大吏、官至晋阳（太原）留守的他，却佛如一头冬眠的黑熊，淡定地置身于纷争之外，他将晋阳当作一个冬眠洞穴，乖乖地蛰伏在里面，处于一种似睡非睡、欲动还静的状态，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童叟无欺、男女咸宜”的熊样，以他那强大的意志力和无比的忍耐力，睁只眼闭只眼，伺机而动，以图黑熊出掌，一击而中，就像他当年“两箭中的、雀屏中选”，抱得美人归一般。
这一招可以说是从李渊自尊为祖先的李耳（《老子》即《道德经》的作者）那里学来的。他深谙老子“物竞天择、弱者生存”和“至柔至刚、以柔克刚”的思想精髓。人说“老虎不发威，人往往会把它当作一只病猫。”同理，黑熊不发威，大伙儿还以为它是头笨猪呢。而李渊“冬眠蛰伏、韬光养晦”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谓猛虎不处劣势、雄鹰不立垂枝，他老李需要审时度势，保持足够的耐心和耐性，寻找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交集点；不贪小利、不求速得，要想吃到獐鹿，就要放弃面前的鸡肋。
老李绝对是一个天生的“影帝”，他让“配角和跑龙套”的先上台，由得他们南面称尊，他“无意苦争春”，待他们相互厮杀把戏唱到高潮，这时候他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