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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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三章：《易传》对《周易》的学术研究
    第三节:《大象传》对春秋文本《周易》的解释
    我们说了《易传》里的《彖》文，再来看《易传》里的《大象》文又是如何解释《周易》的。看是从筮卜角度，还是义理角度解释《周易》的，我们只有通过《大象》文分析才能识别出来。
    现通行《周易》读本，所谓卦辞后面附有《彖》曰，而《彖》文之后又附有《象》曰。而这个《象》曰的内容又称“大象”，以区别所谓爻辞后面的《象》(称“小象”)曰。
    现学者认为《大象》文是根据一卦基本观念阐发其政治与人生观的，这说法不错，虽然这说法不错，可就是苦于不能把《周易》读出逻辑性来，又人云亦云《周易》是卜筮之书的矛盾说法。
    《大象传》总共有六十四条，其产生的时间是《易传》文里的最早的文章。《大象》文针对《周易》（即不是以今本《周易》为研究的蓝本，而是以春秋《周易》为蓝本）每篇阐发出一句经典的君子之治的政治理论，犹如“语录式”的“君子”治国政治纲领。因《大象》文比《彖》文的内容要少的多，我们看其中的一些内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天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
    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亨于帝立庙。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大象传》共64条，其中53条象辞讲到君子，11条象辞讲到先王、后、上、大人。
    从《大象传》内容来看，已是独立体系的一篇《君子论》，也是儒家的代表作了，是承上启下的一篇“君子”理论。上承《周易》一书的君子立论，下启孔子君子道德政治理论的建立。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大象》文产生在春秋后期，韩宣子在鲁太史那里见的“易象”，符合《大象》文章，当然《大象》文如同《系辞》那样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是应经过后人编篡过。
    若写中国哲学史不应从孔子写起，应从《周易》写在。《周易》是儒家的祖典。《大象》文的作者在“释”《周易》的过程中是发展了《周易》里的思想，自然是遵循了《周易》的义理观念，而不是随从于史巫之举，把《周易》看待成是一部筮卜之书。
    从《大象》一文来看确实不同于《彖》文那样“释”《周易》时表现出战国后期时代的文化背景。而这《大象》文里没有刚柔、阴阳的说法，也没有帝王的思想透露。《大象传》讲的是君子之德，向往的是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的政治理念，还没有上升到王权思想上来。《大象》文正是符会《周易》与《论语》两书时代的中间文化背景，应是春秋后期产生的文章。
    《大象》文确实发展了《周易》里的思想观念，上升到一种新的思想高度。既有时代文化的特征，又承继了传统。是《周易》里君子之论的发展。
    《大象》文在“释”《周易》过程中采用的是八种物象（即后来称之谓的八卦取象）来点明《周易》之题（即《周易》每篇），这与春秋时代史筮用八种物象比类联想“先知”人事吉凶的时代文化背景相符合。
    史巫在用八种物象（天、地、风、火、雷、泽、水、山）来比类卜筮人事吉凶，而思想家们也是用类象来论说事理，这均有《周易》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的学说，也正是《大象》文里讲的“君子以类族辩物”的时代背景。
    《大象》文里的言辞前的取象之说（及提及的八种物象，即后称八卦取象），只是点出《周易》里的取象及名称后，而对通篇做出一凡经典论述，应是对《周易》每篇的总结与发挥，而并不是从“卦象”中引申出的道理。
    先儒家的“君子论”成为整个后儒家（战国时期）所继承的典范。而这《大象》文里的君子之论，并不难理解，是通俗易懂。一些还已然成为今天脍灸人口的语言，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非礼弗履”、“恐惧修身”、“有过则改”等。
    那六十四条《大象》文都可以称上是富于哲理的经典句子，确确实实是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但“君子论”并不是首创于《大象》文，其鼻祖是《周易》一书。我们不仿把《周易》一书里的“君子论”抄录如下：
    《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
    《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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