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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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新思想，反过来说是新时代里的新思想塞进了《周易》学术里去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超越”与“突破”吧。
    《象》、《彖》、《文言》并没有背离《周易》的义理这一理论方式，不过是《易传》里这些文章发挥的远远超出《周易》本来的思想内容。但这要比史巫用“六联体”符号取象，再借《周易》里的文辞来比附人事上吉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哲学突破，无疑是彰显了《周易》的哲学思想，这正是时代人文思想的进步体现。这正是体现了春秋后期与战国时期的思想大开放里与百家争鸣不无关系，才有了这人文新思潮的不断涌现与进步。但从《文言》里也流露出一种新的思潮，也有点《系辞传》里的思想，即开始滑向新的神秘地带。
    “《文言》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这虽假托孔子之言，但无疑用“圣人”之名，开始把天道自然观引向人类社会，为王权等级秩序寻求“天经地义”上的理论根据。这口味分明是帝王目的论。在《文言》里还引述《彖》文里的句了“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说明先有《彖》文，后产生了《文言》，秦汉之际是新的王权大一统思想产生的时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以“乾”（天）喻君王，希寄新的君王一统天下，普天之下同亨和平，这为后封建社会乌托邦政治建构出一个无限向往的七彩光环。
    “时乘六龙以御天，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里已不是希望周天子“以建万国，亲诸侯”（《大象》传）的那种共王社会，而是希望新的王者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天下平也”的社会，是为帝王唱赞歌的时代。
    《文言》还体现政治学说上的神秘与虚妄主义的倾向。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乎人乎，况乎鬼神乎。”这《文言》可以说是《系辞》的药引子，《文言》在《易传》里是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彖》文，下启《系辞》。
    再如释《坤》的《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是说“地道多么柔顺呵，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这是为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制度寻找理论根据。从直观和感性上的天地变化中抽象出天刚地柔的理论，套到社会人生里，形成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人伦道德政治观。这本不成理论而成为理论，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不变天道法则。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种天道观已不是《周易》里的本义。这是后儒者“训”出来的新理念，把“坤”道法则化、拟人化，把想象中的天道法则套向人类社会。自战国时期的儒者开始不断的打造这“天道”的“金箍咒”。古人看到头上的天，脚下的地，就寻出个天高地下的天道观，上升到人伦社会中就形成了尊卑理念。这来自于天道自然观的认识，就认为地道柔顺，是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为人类社会寻长到永恒秩序的自然法则。而古人为何不去认为是天道的柔顺，才给于地道上四时的光明普照呢？因为这样就不能类比推理现实王权等级专制秩序的合理依据了。这是类比思维的方式所决定天道自然法则的理念形成，还不会上升到理性的逻辑推理，而只是带有原始思维类比联想。这也与先秦时期，而缺乏古希腊古典时期哲学中的逻辑学发达有关。苏格拉底从日常的辩论（对话）中去寻求事物的真理，而先秦的哲人们却是从“仰观”与“俯察”这天与地的直观思维上去寻求比类事物的道理。儒学的目的论很明确，儒学从神学中突破出来，走进了王权等级秩序的目的上。
    如《文言》：“阴虽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化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
    这终于把天道法则引向社会人伦政治上来，战国末期的后儒者终于锻造完成天道自然法链，套在人类社会中。天如何，地则如何，社会人伦则应如何，这就是先秦政治理论思维模式。无疑这种比类思维与《诗》、《周易》这早期文化典籍里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分不开。在先秦时期在认知思维上没有出现过断裂，一致于这种思维方式延续了二千多年，至到西方船坚炮利打开那古老而神话般封闭的王国，这种传统上比类思维的天道自然法则的链条才断裂，并逐步被解体。
    天道法则，已体现在《文言》里，而《周易》里的《乾》、《坤》两篇内容是不同于这《文言》里所发挥出来的道理。《乾》原文里的“群龙无首，吉”，与《文言》里所体现王权思想，恰恰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思潮的反映。而《坤》原文无非讲述大地的“厚德”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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