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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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阴阳八卦之术。
    这里对卦爻之说，却是八卦算卦上的东西，哪里是在疏证儒家的义理呢？这岂能说是遵循孔子的易学思想吗？
    唐代人是不曾见过先秦佚文《易传·要》里孔子发出强有力的理性易学之声。
    这种疏《周易》的方法，如何能够成为帝国学子们科举入仕的教课书呢？让帝国的科举入仕去读圣贤之书的学子们何言以堪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周易正义》对《乾》第二爻做出的”疏”，因第二爻辞本有王弼做过的”注”，孔颖达编《周易正义》时，是以王弼注《周易》为蓝本，不但对”经”进行疏证，而且对”注”也进行了疏证。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疏]“九二”至“利见大人”。○正义曰：阳处二位，故曰“九二”。阳气发见，故曰“见龙”。田是地上可营为有益之处，阳气发在地上，故曰“在田”。且一之与二，俱为地道，二在一上，所以称“田”。“见龙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见大人”，以人事讬之，言龙见在田之时，犹似圣人久潜稍出，虽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大人”。故先儒云：若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称“大人”。案：《文言》云：“九二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王辅嗣注云：“虽非君位，君之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所以称“大人”也。辅嗣又云：“利见大人，唯二五焉。”是二之与五，俱是“大人”，为天下所“利见”也。而褚氏、张氏同郑康成之说，皆以为九二利见九五之大人，其义非也。且“大人”之云，不专在九五与九二，故《讼卦》云：“利见大人。”又《蹇卦》：“利见大人。”此“大人”之文，施处广矣，故辅嗣注谓九二也。是“大人”非专九五。
    ○注“处于地上”至“唯二五焉”。
    ○正义曰：“处于地上，故曰在田”者，先儒以为重卦之时，重于上下两体，故初与四相应，二与五相应，三与上相应。是上下两体，论天地人各别，但《易》含万象，为例非一。及其六位，则一、二为地道，三、四为人道，五、上为天道。二在一上，是九二处其地上，所田食之处，唯在地上，所以称“田”也。观辅嗣之注意，唯取地上称田，诸儒更广而称之，言田之耕稼利益，及于万物，盈满有益于人，犹若圣人益于万物，故称“田”也。“德施周普”者，下《小象》文，谓周而普遍。“居中不偏”者，九二居在下卦之中，而于上于下，其心一等，是“居中不偏”也。不偏则周普也。“虽非君位”者，二为大人，己居二位，是非君位也。“君之德”者，以德施周普也。《文言》云：“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也。“初则不彰”者，谓潜隐不彰显也。“三则乾乾”者，危惧不安也。“四则或跃”者，谓进退怀疑也。“上则过亢”，过谓过甚，亢谓亢极。“利见大人，唯二五焉”者，言范模乾之一卦，故云“唯二五焉”。于别卦言之，非唯二五而己。故讼卦、蹇卦并云“利见大人”，所以施处广，非唯二五也。诸儒以为九二当太蔟之月，阳气发见，则九三为建辰之月，九四为建午之月，九五为建申之月，为阴气始杀，不宜称“飞龙在天”。上九为建戌之月，群阴既盛，上九不得言“与时偕极”。于此时阳气仅存，何极之有？诸儒此说，于理稍乖。此乾之阳气渐生，似圣人渐出，宜据十一月之后。至建巳之月已来，此九二当据建丑、建寅之间，于时地之萌牙初有出者，即是阳气发见之义。乾卦之象，其应然也。但阴阳二气，共成岁功，故阴兴之时，仍有阳在，阳生之月，尚有阴存。所以六律六吕，阴阳相间，取象论义，与此不殊。乾之初九，则与复卦不殊。乾之九二，又与临卦无别。何以复、临二卦与此不同者，但《易》论象，复、临二卦，既有群阴见象于上，即须论卦之象义，各自为文。此乾卦初九、九二，只论居位一爻，无群阴见象，故但自明当爻之地，为此与临、复不同。”
    《周易正义》在编排对《周易》注疏上，唯对《乾》卦编排上是把解释其卦爻辞的《易传》里的《彖》与《象》排在卦爻辞的最后面，并不是混编在卦辞后和每爻后。为何这种编排法？是按王弼注的这种排法。为何王弼是这样？可能是先把属《易传》解释《周易》的话按排在卦爻辞最后，先注解每卦里的卦爻辞后，再集中注释属解释卦爻的《易传》里文。但从第二卦起又把属《易传》里解释卦爻的《彖》、《象》文混编排到卦辞与每爻辞后面。这许王弼没来得及更改《乾》里的排法就去世了，就这样出现两种不同的编排格式传至唐朝被孔颖达编疏《周易正义》所遵循了。
    从对《乾》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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