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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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出的东西，皆是借《周易》名称而后出的东西，如《连山》与《归藏》。
    那么，为何说《左传》里出现非以春秋文本《周易》卜筮的两卦例，不是用《连山》，就是用《归藏》卦书卜卦的卦例呢？一是、《左传》记的两卦例，与以春秋文本《周易》卜筮说法不同，而不同于以春秋文本《周易》卜筮时说”以《周易》筮之”。二是、《左传》里的两卦例，卜卦后直接说的是”其卦遇“某”曰”，如”其卦遇《复》曰”，而且其卦辞又不见于《周易》内容。三是、从《左传》里的两卦例来看，是只有一个卦符号和名称及一段多少不等的文字内容卦辞，正与《归藏》和《连山》卦书内容格式相同，则与春秋文本《周易》内容格式不同。
    那么，这两卦例所用的卦书，无论是《归藏》或《连山》，是如何起卦和断卦的呢？
    在起卦上，首先以《连山》或《归藏》卦书里那套六十四卦符号为卜筮工具，其次可用“大衍之数”（《易传·系辞》所记的用49根蓍草起卦法）起卦方法，即通过“三”、“六”十八变，先得出六个揲蓍之数，再以这六个数字分奇偶而转换成卦画符号，就得出六十四卦中的某一卦画符号（也就知其卦名了），也就得出这一卦的“卜事之辞”了。实际上起卦没有什么定规，想怎么起就能起出卦来，如后世以数字起卦，钱币起卦等方法，本身算卦属于巫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无论《连山》或《归藏》的卦书，都有六十四卦画及卦名称(即《周礼》中所云：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所以用蓍草起卦，通过“三”、“六”十八变而得出六个数字，再转变成卦画符号，就得出一卦来，也就得出这一卦里的卦辞(卜事之辞)来。断卦时就通过得出一卦里的卦符号上的八卦取象，及结合卦辞去联想附会所算的人事吉凶。如《僖公十五年》里所记的卦例：“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这“蛊”是《蛊》卦符号的卦名，而“卦辞”是：“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这种卦书只有一句占辞，而没有爻辞。不像今本《周易》把原创《周易》文章内容分割成每卦既有卦辞，又有爻辞。
    而这种卦书的断卦方法，从“其卦遇《蛊》”这一卦例来看，
    既用卦辞，又用卦符号里的八卦取象看吉凶的。即秦伯伐晋让卜徒父
    算卦的两者对话看出的战争上的吉凶“天机”。即“吉‘涉河、候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这说法，是从《蛊》卦辞‘千乘之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看出的。而‘失狐蛊，必其君也’，又是从《蛊》卦符号上的八卦取象看出的吉凶“天机”。八卦取象内容说法就是“《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徒？’”这说法天机内容了。这里的“风”与“山”正是《蛊》卦符号中的八卦取象，用来断所占问事项的吉凶，这就是算卦上的八卦取象筮法内容。
    而另一卦例“《复》”卦是一样的起卦法，而断卦法只是用《复》卦里的一句占辞“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来断卦的。由此而知这种卦书与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及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所用的那套卦符号及名称则是一样的。而这种卦书所起出卦来，只能依据卦里的一句卦辞来断所谓的吉凶，也可结合此卦的卦象来断所谓的吉凶。这种卦书应早于春秋《周易》文本，而晚于原创《周易》文本。因是把原创《周易》文本一书里的所用排序符号及文章名称而衍生出的一套算卦符号工具的八卦卜筮之书。
    虽然从秦简《归藏》里看“亦（知北游按：此简头有蛊卦卦画）“曰：昔者北□◇343
    夜曰昔者北□夫＝卜逆女◇”
    这与《左传·僖公十五年》记“其卦遇《蛊》曰：‘千乘之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的内容说法不同。而且另一卦例《复》卦辞与秦简《归藏》里的《复》卦内容也不相同(复曰：昔者陼王卜复白雉□◇)，但并不否定《左传》里的两卦例不是《归藏》，就是《连山》卦书的卦例，而不是以春秋文本《周易》卜筮的卦例则是无疑的。
    有《连山》、《归藏》卦书把原创《周易》一书中的排序符号和六十四篇文章名称改变成算卦的一套卦符号工具为证，只要用其这套卦符号工具，无论这套卦符号下挂上什么说法的卦辞，在巫术迷信社会里无疑又成为能通神的工具，在史巫手里也就以为能问卜人事上的吉凶“天机”了。
    二、《国语》记载的有一卦例，也应是《连山》或《归藏》卦例
    《国语·周语下》:“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后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三而畀驩之孙。’故名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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