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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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略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
    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
    曰：《乾》无四德，而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
    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
    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岂好辨者哉！
    童子曰：敢问四德？
    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
    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
    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着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
    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
    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悞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
    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
    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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