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第七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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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上对殷墟商都城址的发掘表明，商代都城是维护王权政治、军事、宗教功能来体现的，并不是商业经济的中心，即不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从考古资料表明，安阳殷商都城的主要内涵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为框架构成的。商代的城市脱胎于原始聚落，因此也就保存着浓郁的原始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原始习谷。殷商时期这种宫殿宗庙区和陵寝区连体的布局，是中国早期都城形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殷代都城的基本结构，就是王室宫殿宗庙区和若干族邑聚落的有机结合，殷代都城（殷墟）的这种结构形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城市的基本功能，即政治统治功能和宗教祭祀功能较为显著，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是商业功能则十分薄弱。
    当时的商代王都弥漫着崇拜鬼神的恐怖气氛，每天上演着杀戮奴隶和牺牲的恐怖场面，举行隆重的祭祀，用以讨好鬼神。商代**是一个萨满式的神权**。
    西周时期，从考古与文献上研究，认为西周的都城有三，即岐周、宗周、成周。岐周（现在陕西的岐山与扶风之间）是西周的圣都；宗周（丰、镐）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洛邑）是陪都。圣都是祭祀中心，承担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拥有大规模的宗庙建筑。俗都（主都与陪都）虽也举行日常祭祀活动，却主要是西周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领导中心。陪都作为丰、镐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诸侯国的据点，发挥了都成的政治礼仪中心职能。
    “周可能是西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宗教中心，至少，它表现出比其他城市更强的作为王室祖先祭祀中心的特点……显然，周既是王室的一个所在地，也是贵族居住的城市……考古工作在周边发现了更加复杂的现象，包括大型的作坊，如在云塘发现的骨器作坊以及分散各处的陶窑。最近在周原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陶范，这与齐家村的一处青铜铸造遗址有关。由于铭文中提到与王室宗庙有关的作坊，这些作坊也有可能属于王家。周的宗族如裘卫显然是从事车与丝织品制造，他们在周必定拥有自己的作坊，裘卫家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也一定拥有其地产，此外，有些地区大概是为穷人居住，其中包括那些为王室及贵族服务的人。关于这方面，最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十多座房屋遗迹，可能就是齐家村铜器作坊工人的居住地方。此外，毫无疑问的是，在周边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他们在城市周边的田地里耕作，或隶属于王家，或隶属于宗族，或受国家的管理。有清楚的铭文表明官员被任命管理这几个主要城市的农业人口。根据上述分析，特别是对周的分析反映出，西周城市兼有多种功能和极为复杂的本质。该城同时是王室宗教的和世俗活动的所在地，而且也是贵族居住的地方。就后者而言，城市与乡村的土地财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是贵族宗族权力的中心所在，那里生产出来的各种农业产品被送到城市供贵族成员的消费。尤其考虑到将成市和乡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因素，用西方古典社会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消费城市＂这个概念来描述西周城市真实的生态面貌可能是比较准确的。”（《西周的政体》李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5页）
    商、西周的城市，是王公贵族统治者居住地，又是宗教、政治中心。城市并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实体，也不具有商业功能。即不是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而考古上发现城市遗址上的作坊，是为贵族生产用具，不作为商品性质流入市场交换的。
    中国进入文明时期的城市是个“连续性”的表现，并没有实现城乡分离，而是城市与乡村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突破性变化因素之一，是城乡分离，即野蛮进入文明，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在城乡分离的情况下，造成贸易的需要。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在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在古代希腊城邦就其政治意义而言，首先是指高于家族、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这些城邦往往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若干村落，每个城邦是一个独立体。
    希腊城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
    雅典是希腊城邦时期最大的城邦，也是最大的城市。雅典又是一个民主制的城邦。雅典城邦国家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末，后经过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霸权地位的城邦，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面对东方波斯专制帝国的入侵，而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果，希波战争后，希腊奴隶制经济文化出现了惊人的繁荣景象，工商业和航海业得到充分发展，雅典已有二十几种手工业行，不仅行业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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