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第二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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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儒者（严格地说，“儒者”即古代的读书人，古代文人学者就是儒者）常怀着对人对事的忧惧心理，儒家强调“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这个“几”就是隐微，即事物发展的苗头。也就是在事物即将显现而还没有显现的时刻，圣人能抓住时机，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可伸可屈。这正是东方的政治社会所造成的“圣人”，“君子”不能不去研“几”，人们从社会生活所得的经验就是“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这种因农耕文化，近乎原始自然生活中抽象出的人生经验，是用自然现象来说明人事道理，又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认识世界的方**。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里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把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一曲歌解，解释得淋漓尽致，即把人生里的自然与社会现象归结为悲剧意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这种人生体验令人惊悸。这所总结的人生命运的变化无常性，虽有自然的一面（如死亡），但更主要的是社会造成的，正是帝王专制社会造成了人生命运的无常性。专制的王权社会不能不让文人学者常怀忧惧之心，不能不生出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成为人生的警钟长鸣。
    曾国藩组建团练，消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手握一支30万人的重兵，手握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特强的一支准私人武装，翻手覆手可使清廷振动。有了曾的一支兵力，才保了清廷的太平，也有一支曾的兵力，也常使清廷忧心忡忡。然而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比清廷的忧心更重。忧惧之心是对未来的种种莫名的恐惧，但曾能够“研几”，看清自己现在与未来的因果关系。他常以“楼高易倒，树高易拆”，“花未全开，月未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来警告自己和兄弟。这是个人的权力，已足以能够引起朝廷的注视时，就不能不常怀忧惧之心。这种忧惧，以及祸福的依附转移，自然是一种社会体制所造成的了。若能化险为夷，只能靠个人，急流勇退的一种保身求福，避凶趋吉的方法了。曾能对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会有忧惧之心。忧患之目的就是居安思危，就是避免灾祸临头，若灾祸真的出现了，就不会忧虑了。后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学者从《周易》里总结出的“泰极否来”的循环转化道理，常使人们保持一种忧患的意识。
    儒者常引《诗》里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儒者是谁？即读书出仕做官者。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是准备考取功名，要出仕做官。而在封建王权时代里做官即是臣，臣是君的奴。臣一样没有国家法律（王法）上的生命权与人格权的保障。儒家至多是一个精神上的人格权与尊严。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畏就是怕。孟子不也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吗？孔子也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吗？为何还有畏惧之心呢？在“天命”上儒者是最怕的。儒者不是劳动者，儒者是读书人，是读所谓圣贤之书的人，读书的目的是求功名，穷儒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是憧憬着书里的“黄金屋”与“颜如玉”。求不上功名，求闻名，即立不了功，就去立德。“天命”是人的主宰者，在儒者看来，“天命”不可违。儒者求功名博得官禄地位，都是“天命”所赐。“天命”始终贯穿在后儒学的学说中。“天命”转换到社会人生的现实里就是“树高易折，楼高易倾”，“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也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读书不中，敬畏天来保佑。“天命”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大人言”就是王权，掌握着生杀之权的高官位重者，不能不让人畏惧。“灭门知县”（“灭门知县”，是意为一县百姓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握在县太爷手里，生杀予夺，全在知县的一句话。在专制制度下，百姓面对知县大老爷的鱼肉之举，完全没有社会救济途径，即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知县可以灭门，能不让一个书生心生畏惧。圣人的言语也是权威，是准则。《尚书》里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渉于春冰。”《周易》里说“履尾虎”，总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能不畏惧吗？当然在王权社会里最畏惧而产生忧患意识的是读书人。也是有功有名者与有产者才具有畏惧之心。而无功无名与无产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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