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五篇(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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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上既刻写有“六联体”符号，又同时刻写有文字内容的分析,均不能证明是“筮数”（即所谓的“数字卦”）与卜辞的说法；那些“六联体”符号与刻辞自然也不是卜筮的记录。既然这些“六联体”符号不是数字组合，也就不能称之为“筮数”，也就不能命名为“数字卦”，更不能称为“易卦符号”。总之，这些“六联体”的符号出现在商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还不是做为通神的卜筮（算卦）工具。并且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多是没有刻辞出现，既有“六联体”符号，又同时有刻辞的所占比例很少。况且一次将十几个“六联体”符号刻记在一种器物上，若认为是卜筮的记录，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如1987年9月，陕西省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一农民在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这一“陶罐”标本时间，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此陶罐肩部饰两周弦纹，弦纹之间又用双斜线界隔成十格，其中九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的刻符，另一格内有两个“六联体”的刻符，共出现十一个“六联体”符号。而对于“陶罐”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用意，有研究者则这样解释：“由于双斜线界格向右倾，从视觉心理角度看，应该向右按逆时针方向确定卦序（徐锡台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何卦为首？若从小畜卦起向右读，则十一个卦的卦名恰好构成一句祈求富贵的吉语：”小畜（蓄）否，大有夬（官），乾（钱）益大畜，解困，睽（贵）家人。”这句吉语构思巧妙，对仗工整，前后呼应，反复表达了求富贵的愿望。我们认为，这才是古人把这十一卦组合在一起的真正用意！”（选自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年11月版）
    这种解释倒是有点意思，这一陶罐上刻记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却不是卜筮的记录，应是与许愿求福有关。但这是否如朱兴国在《三易通义》里所言的那样，却有待商榷。出土陶罐肩刻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若是依照今本《周易》里所用的“六联体”符号比对（依照描摹的顺序），那么，这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就与今本《周易》里“乾”、“益”、“大畜”、“解”、“困”、“睽”、“家人”、“小畜”、“否”、“大有”、“夬”（guài)所用的“六联体”符号相同。
    对于这一陶罐出土的说法是“1987年9月，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农民吴飞在镇北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陶罐发现于地表下3米深处,出处土质混杂,土内偶见细绳纹泥质灰陶器残片和交叉细绳纹夹砂灰陶器片。据挖掘者谈,陶罐出土时口朝上,略向西偏斜,罐内容黄色泥土。这一陶罐是否是墓葬里的随葬品不得而知，其时代一般报道说是西周时期。从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的刻写组合来看，已不同于西周前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写法，即不是以“十”与“╱╲”这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组合成的“六联体”，这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写法是由“━━╱╲”构成。虽然写法与西周前期不尽相同，但其意义完全一致，即还是那套符号而已。所以从这一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写法来看，这一陶罐的时代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若是这一陶罐的制作时期，《周易》一书已经产生，那么，这一陶罐的制作者以《周易》里所用十一个“六联体”符号代表着十一个名称，隐喻着一句祈福内容意思，则是可能的。那么，按顺序则是：“乾（钱）益大畜（蓄），解困，睽（贵）家人；小畜（蓄）否，大有夬（国guai）”。这句话也就寓意着“钱财益多多的积蓄，摆脱贫困，富贵家族；小积蓄的不要，钱财多的应富可敌国”。虽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淳化陶罐肩部界分为十格，刻写有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却不是卜筮的记录，因不可能同时为某事而十筮以上。从刻划的艺术效果来看，也不像是装饰性的纹饰。因此我们认为，淳化陶罐应是西周晚期民间使用的陶器，所刻“六联体”符号，是寓意着祈求财富的愿望。这与西周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用意应是一脉相承的，即属原始符号拜物教的孑遗。
    在西周之前这些“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成为算卦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神秘符号崇拜使用而已。不但这一陶罐上所刻的“六联体”符号就是此意，而且还有出土的西周陶簋上刻写的图画和神秘符号以及几个“六联体”符号，也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前面已举例过“西周陶簋图画”摹本，据报道“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工程建设，在洛阳火车站以南的唐城花园发掘清理了70多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一座编号为c3m434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仿铜陶簋，内壁腹部刻筮数、刻划符号和图象，时代为西周晚期”。这一西周陶簋内壁腹部刻上的有一幅图画和五个“六联体”符号以及五组无法知晓的“刻划符号”。从这一陶簋上刻写的“六联体”符号写法来看，已是有“━━”和“╯╰”这两个基础符号组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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