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五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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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十四个不重样的组合来。即使是以两个数字组合出这套符号，但已不再是数字符号，而是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诞生了。若是有两个以上的数字来组合，就不可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组合来，这是有“六十四画符号”自身组合规律所决定的了。只要验证了这套符号起始就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就必定是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符号来，那么，这就关系着“数字”组合说的破产，也更是使“数字卦”之说不攻自破。
    前面我们通过对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六联体”符号的举例，并由此证明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既然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而在所举例的属西周早期之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里却有三或四种不同的符号出现，这是为何？这就涉及到“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起源问题。
    对于这套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的起源问题，在当今易学界里一般把这套符号的起源说成是“八卦”的起源，这种说法本身是个错误的说法。我们已经论述过“八卦”其说是卜筮上把“六十四画符号”演变成卜筮工具后。即把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演变成卜筮工具后，把每个“六联体”的符号赋予上八种物象中的某些物象，以取象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再后才总结出“八卦”之说，并给于理论化(秦汉时期的“系辞”一文）。
    本身所谓的“八卦”符号只是组合“六十四画符号”（即初始形成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过程里的必然过程。“六十四画符号”产生时并不是先有所谓的“八卦”，而后有64卦。这六十四个符号是以两个不同的符号为基准组合，而由2联体可组合出四个不相同的2联体符号，由3联体时可组合出八个不相同的3联体号，若由4联体时可组合出十六个不相同4联体符号，若由5联体这种基础符号可出三十二个不相同的5联体符号来，若由6联体的这种基础符号可组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6联体符号来，依此类推乃无穷大。而不是由“三联体”符号一下子组合出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因八个不相同的“三联体”符号（即所谓的“八卦”符号）不是凭空蹦出来的，而是“六十四画符号”产生组合时的一个组合过程(后面会讲六十四画符号的演义组合过程)。
    传统易学上所说的“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只是个神道设教和政治说教下的虚妄之说。从考古上发现的商代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已使传统易学上所说的“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不攻自破。
    那么，关于这套符号的起源问题，当今已有不少学者有过论述。如在网上看到王先胜的一篇文章里（《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作者王先胜）虽然对本属“六十四画符号”的起源问题进行的讨论，可说成是“八卦的起源”，但王先胜的这篇文章里所归纳的有关学者对所谓“八卦”起源的各种说法还是值得一看，我们不妨摘录如下：
    “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是学术界最普遍和流行的一种观点，或可谓主流认识，如：冯友兰认为八卦由模仿占卜的龟兆而来，是标准化的”兆”；高亨认为八卦中的阴阳爻象征占筮用的两种竹棍，八卦是有节和无节两种竹棍的不同排列方式；李镜池认为阴爻和阳爻象征古代结绳记事中的小结和大结，古人用结绳方法记录占筮之数，后来衍化为八卦。由于”诸种假设均缺乏文物验证”[1]，所以它们现在只是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和资料。在当代，由于殷周数字卦的发现和破译，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的观点似乎有了考古依据和线索，所以易学界比较重视这种新的发现，在认识上可能更加倾向于八卦起源卜筮论，如：唐明邦先生认为张政烺1980年提出八卦由古代数卜记录符号演化而来，”这一发现对探讨八卦起源，筮数同卦象的关系，打开了新思路”[2]。郑万耕先生认为冯友兰、高亨、李镜池等人的卜筮说乃至章太炎、钱玄同、郭沫若等人主张的八卦起源生殖器说”都是无从确证的猜测”，而张政烺的理解虽”仍属猜测，但它具有相当的考古文献上的根据，为我们探讨卦爻画的起源，开辟了新的途径”[3]。陈咏明先生一方面认为张政烺对殷周数字卦的破译与朱自清关于八卦符号源于数卜、数目的推想相印证，同时又说”八卦的形成、发展和运用，都是为了占筮，须从占筮的角度去把握，方不致偏离方向”、”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内容日趋复杂，即使可以增加内涵，八种卦象也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和事物的变化了，于是加以推衍，成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是卦象涵盖的内容加多应付的事变也加多”[4]；朱伯昆先生在四卷本《易学哲学史》中有类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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