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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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发。虽不是真正的“哲学突破”，但已有启蒙的意义。到了西周后期已是“礼崩乐坏”，西周共主的“天子”已是名存实亡。《周易》的作者感到现实种种的困惑，才构成《周易》作者人文理性的思考，突破了三代宗教神学。《周易》一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突破。故笔者不赞同周光庆所说的中国哲学突破是在老、孔、墨、时期。笔者也不赞同周光庆说的“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哲学突破”成为历史范型，把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也是“哲学突破”了。事实上后封建社会里所谓的那些“突破”决非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突破”，也始终并没有突破传世《易传》的理论内涵，实没有突破天道思维模式。这正是“继承性”的特征，那里还有“突破性”的表现呢？这正是为何先秦多是独立创作新著，而后封建社会里多是解释经典的。笔者认为“哲学突破”只出现在先秦那个时期，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什么“哲学突破”，只有经典“注释”，后封建时期里因无法突破，也只能对经典“注释”来发挥一些思想者的思想，这就始终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这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把“道统”文化变成思想上的垄断地位分不开。这就是为何后封建社会里没有独立创新的新著只有去“注释”经典的原因所在，也更与文化钳制及文字狱有关。后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保持了“连续性”的特征。
    “所以在文化经典解释领域，对于许多文化经典的文句词语，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级的接受者总能作出自己别出心裁的独特解释或能拓展前人的解释并相互发明，或能超越前人的解释而辟新径，终于使文化经典的生命之树常青，使文化经典的解释之枝常新。”（《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周光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后封建社会里始终围绕着先秦经典而解释，使经典的生命之树常青。而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者，所围绕着《易经》（《周易》加《易传》）总能作出别出心裁的独特解释，使《易传》里的八卦阴阳太极五行思想之树常青，常新。无论是汉朝的“象数易”，魏晋的“玄学易，宋朝的“太极图式易”，清人的“考证易”，而从根本上并没有走出《易传》的哲学突破。
    但笔者还很赞同周光庆转引***等说法，“在他们感受到现实需要和时代召唤而意欲创立筹划生存策略的思想理论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独立创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释经典。其方式是在维护文化经典理论权威的名义下，沿用原有的思想表征（理论范畴）进行自己的重新解释，从而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从中阐发出新的观念与思想，其结果是不断地创建起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能印证这一精辟的说法，汉“象数”易，魏晋“玄学易”，宋时“太极图式易”，淸时的“考据易”。不是都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吗？但均没有突破八卦阴阳太极理论范畴。后封建社会里就是从这一理论里建构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里打转转，自然后封建时代并没有突破先秦的哲学理念，后封建社会里岂有哲学突破么？先秦却在两次哲学突破第一次是《周易》，突破了神学，建构起君子（诸侯贵族共治）拱王之治的政治学说，而战国的诸子百家之说最终突破“诸侯共王”的西周分封之治，而构建了王权专制（帝制）政治理论。
    帝制是人类历史上东西方都经历过的一个制度形态，而唯独中国进入帝制时代最早，时间又很漫长，且卫护帝制制度的理论与形式又最完善的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之国史里也是最罕见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中国的传统认知模式分不开，所以中国进入到帝国形态中再没有了哲学突破，而西欧的帝制走进的最晚，又最短，正因是哲学能够突破。西方哲学上建构出新的政治制度学说，并对君主专制不留余地进行了彻底的批制。我们只有先秦建构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哲学理念，无论儒、道、墨、法、阴阳家，都不遗余力的为王权专制唱赞歌。并从天道观里导出“天不变，道亦不变”逻辑。若不是西方文化的东进，既使后封建社会再延长二千年，那种理论不打破，并且不断的注释使其理论常青，能使制度有所突破吗？也只能往复循环在其中了。
    我们看《彖》文在所谓解释《周易》时作者是突破了《周易》里的思想，从中阐发出新的思想，但决不是从筮术思想中阐释出哲学思想来。是从《周易》的义理中阐释出新的政治理念。《周易》一书不是讲算卦（筮卜）的，而是政治文章。《彖》文的作者是紧跟时代的脚步，完全是按时代的需求解释《周易》，在解释过程中运用的是新时代的词汇，即那些八卦阴阳来解释《周易》，从中建构出新的思想来，创建起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
    我们说了《易传》里的《彖》文，再来看《易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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