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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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及作者
    1.从地上与地下两中资料印证《周易》产生的时间
    从考古资料上已知《周易》一书所用六十四画符号早在文王之前就产生了，而《周易》一书则在后封建时代里被美化成是文王之作。别说文王时期，没有哪么高的文化，本身《周易》一书的进步思想与文王时期也根本不是同一时代背景。即使西周的武王与周公时期，王朝里已然充满着浓重的天命与迷信思想。若是西周初期王室接收受降的殷商知识人员，而属于集体编撰了《周易》。那么，这应是中古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化活动。而为何在周初留下的文化典籍里没有有关《周易》的任何蛛丝马迹。在“西周文”里看不到，在《诗》里看不到。从考古出土的大量西周铭文里同样看不到有关《周易》的蛛丝马迹。而且武王生病时，周公还在使用大乌龟做为占卜工具，为武王占卜病情吉凶。既然说文王已经演出了《周易》六十四卦，既然现在学者共识《周易》是卜筮之书，而周公为何不去用《周易》卜问武王的病情吉凶呢？还在捣鼓那些乌龟壳呢？既然说是文王和周公这对父子发明了算卦的《周易》，那么，“西周书”里为何反映周公问卜事情吉凶，全是占卜（即“龟占”），而不去使用其父发明创造的先进的卜筮方法呢？即所谓的“周易八卦”呢？而且我们将通过对《周易》六十四篇文章的译解，知道《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并没有神秘的东西，也不反映天命思想。而恰恰在周公辅政时期，西周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从“西周文”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浓厚的天命思想，这与《周易》一书的思想是根本不相同。《周易》一书的内容与西周初期的历史背景不符，所以《周易》一书的产生与周王室没有任何关系，也与西周的史巫没有任何关系。即《周易》更不会是西周史巫创作的。
    从考古材料上已发现殷商后期，已运用“六十四画符号”，并刻记在甲骨上。考古上也发现西周初期的甲骨上刻记有属“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但这些为六联体的“画符号”的出现，还不能证明是用于卜筮之用，更不能称之为“数字卦”。从“西周书”里记载，那时还是运用龟占卜问吉凶，若是殷周之际或是周初《周易》已产生，但从整个西周时期里，《周易》仿佛被蒸发掉了那样，而没有任何踪迹？为何西周这段时间里对《周易》没有任何记载，“西周文”，《诗》，以及考古出土的大量西周铭文上都没有记载有关《周易》之事。而在几百年后，《周易》这部书，犹如石沉大海般的突然浮出水面。即有地上的典籍《左传》这部史书记录了《周易》一书，并以卜筮的面目首先呈现在世人面前。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从这一筮例里出现的一句所谓的“繇辞”，正是传承下来的《周易》里的内容。《周易》一书在春秋前期出现，这说明《周易》一书决不可能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因为西周官方里的那些文献并不反映《周易》一书。
    我国最早保留下来的史料书籍《尚书》与《诗》，即不反映《周易》一书的蛛丝马迹。而出土的大量西周时期的铭文同样并不反映《周易》一书的蛛丝马迹，却在《左传》一书里记载了用《周易》筮之的不少筮例。当然《左传》一书并不是反映西周这段历史的史书，研究西周这段历史只有依据“西周文”与《诗》，还有近代以来考古出土的有关西周的历史材料。当然对《周易》一书的产生研究，不能抛开《周易》一书。古今《周易》学者也多是从《周易》一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殷周之际发生过的史实，做为推断《周易》产生时间的依据。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却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法。
    我们也是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周易》一书产生时代的信息。
    我们先看《尚书》里的“西周文”（即《尚书》里的《周书》）中有一则占卜例子，被现代译者，认为是《周易》之类的说法是否正确？
    《尚书·金滕》中记载武王得病，召公和周公商议还是为武王占卜祷祝。周公就用乌龟为武王进行了占卜。《金滕》里云：“……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金滕》里记载周公是用三只乌龟为武王占卜病情都是吉兆，并且武王却在周公占卜后的第二天病就好了。不过现在对《金滕》一文里的“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这句话的译文，却出现了大不同说法，还出现了认为是以《周易》卜筮的说法。真是如此吗？
    笔者手里有两本《尚书》，也都是当今的注译本。一本是齐鲁书社出版的《尚书注训》，一本是珠海出版社出版的《尚书》。《尚书注训》里对“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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