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六篇(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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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卢央先生却认为京房“勇敢地打破了《周易》的固有建构，建立了一个更能广泛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诸种状态，甚至可以似乎合乎理性地进行有效地预测”的这种说法不妥。即然认为京房“追求着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还有什么“甚至可以似乎合乎理性地进行有效地预测”的矛盾性说法呢？虽然卢先生用的是“甚至，可以，似乎合乎”非肯定性词语，但还是落脚点上是“进行有效地预测”，这不是在说明“八卦”筮术还是能进行有效地预测人事么？这也说明卢先生还没有对“八卦纳甲筮术”筮卜人事吉凶的原理弄清楚。再一，也说明卢央也认为《周易》本身是筮卜的，是一种占筮的模式。所以才认为是京房打破了《周易》固有建构，实乃卢先生把八卦筮卜与《周易》混同于一起了。虽然《京氏易传》里或多或少引述了《周易》一书里的文句。但并不能表明京房把《周易》看成是筮卜模式，而要打破《周易》的固有模式，建立一个新的卜筮模式。在京房的那个时代，今本《周易》和《易传》已上升为“经”的地位。当然还有西汉以前的“八卦”筮术也在传承着。京房也不是“勇敢地打破了《周易》的固有建构”，因今本《周易》的结构形式已然存在，并被帝制时代做为“经书”传承下来。京房只是勇敢地打破了前人的“八卦”卜筮的固有建构，而建立了新“八卦纳甲”筮法而已。京房也许是看到“八卦”筮术上有以《周易》文辞当占辞的不适用性，才重新建构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本间架的八宫六十四卦的筮术学构架，是否是那样，京氏没有留下说明。
    也许京氏看到《周易》本是一部义理之书，而非筮书（京房的时代，《周易》早已成为“五经”之首，立于官府学馆）。才在先秦“八卦”筮术的基础上进行彻底改造，把《周易》文辞从“八卦”中当占辞的那种做法分离开来。而建构了新的“八卦纳甲筮法”，不再用《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是否是这样，京氏同样没有留下说明，但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些。京氏只是打破先秦八卦取象并结合《周易》文辞与占辞的那种固有建构。京氏在“八卦”筮术的基础上，并非是《周易》基础上，也没有改变《周易》一书里的任何东西。《周易》在汉武帝时已作为五经之首，成为帝国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而“八卦纳甲筮术”与《周易》并不是一回事，八卦纳甲筮书，并没有成为帝国的“经书”。而京房的八宫卦系统也不是“建立一个更能广泛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诸种状态”的什么书籍，即不是政治哲学，也不是社会学，更不是自然科学，已然是传统筮术里增加了新内容而已，已然是筮术，即巫术的分枝而已。卢先生对京房的八宫纳甲筮法的评价有点夸大其词了。
    京房是在先秦的“八卦”筮术改造出“八卦纳甲筮法”，迎得了后封建里“八卦纳甲”占筮上的师祖地位。因后封建社会凡二千多年的“八卦”筮术（包括今天算卦术）皆是出自京房建构的阴阳五行为间架的八宫六十四卦的筮术学。京房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八卦”筮术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确实把天、地、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抽象学说装进卦体系里，其目的并不是论述宇宙与人生，即不是科学的解释或探讨研究自然与社会，而是与先秦的“八卦”占筮人事吉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先秦(《左传》里的一些筮例)是用八种物象（即八卦取象）并结合《周易》文辞当占辞以此附会人事吉凶。而京房建构的八宫卦体系内容不过换进去了阴阳五行，通过五行生克转换成“六亲模式”（即社会现象），同理是比类附会，卦中的阴阳五行生克如何，就比类联想到人事现实与未来就如何，如何。那如同一种游戏而已，可多少人不知根情原理，想通过“八卦”纳甲筮术窥视人事吉凶的“天机”。
    京房并没有打破《周易》固有的建构，《周易》做为汉帝国的五经之首，已然是五经之首。《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并不因京房建构出八宫纳甲筮术而受到任何损失。
    不过自京房建构的“八卦纳甲筮术”成为卜筮主流后，八卦卜筮(俗称算卦)从此不在结合《周易》里文辞当占辞的一种筮卜用法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是京房的真正功绩。无论京房有意，还是无意，《周易》一书内容，不再被筮卜者当占辞用于“八卦”中推断人事吉凶了。无疑对认识《周易》与“八卦”筮术两者不同性质的区别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但京房毕竟发展了“八卦”筮术。筮术是“巫”的分支，即中国巫术上的一种特殊形式。八卦纳甲筮法既不合乎理性的思维，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所谓预测。而把中国古代的筮术说成预测，是偷换概念。现代预测学是一门科学，而中国传统上的“八卦”筮术是不能与预测学相提并论的，八卦纳甲筮法已然是巫术思维的结果。
    现代预测：“是根据事物以往的历史资料，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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